请有条件的网友帮忙考證一下。当年是不相信共产党是靠骗上的台。现在是知道了它当年是怎麽骗上台的。我要是当年的愤青，我不支持共产党支持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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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饰
1. 民主主义是生命的活力
罗斯福总统在这一次再度当选后，发表声明说：“我们已在战争中举行大选，这是八十年来的第一次。”他这样说，是因为恰恰在八十年前，美国有过一次在战争中举行大选的先例。
那是在一八六四年。美国的“南北战争”已经继续了叁年多。正在战事十分紧张的时候，举行了总统的改选。大家都知道，那次改选的结果是林肯大总统再度当选。林肯在那时是美国人民的民主力量团结的中心，他所领导的战争是为保卫民主制度的一个战争，所以在战时的大选中，他再度受到人民的拥戴。
这相距八十年的前后两次大选交相辉映，其意义，正如罗斯福总统所说的，“是向举世证明民主主义是生命的活力”，而这种伟大的活力是经得起战争的考验的。
在八十年前，美国的民主主义正在风雨飘摇之中，林肯大总统在那时未尝不可以用战争的名义，凭借他政治上的既成势力来拒绝或者拖延改选。但他不这样做。他知道他不该这样做，因为战争和国家是否还需要他领导应该由人民公意来决定；而且他知道他不必这样做，因为他对於民主和进步的事业的忠诚和贡献，已经为大多数人民所公认了。由不拒绝改选这一件事上，也就证明了林肯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和对民主主义的忠诚了。试设想一下，假如那时林肯竟拒绝改选，其结果会如何呢? 那麽他就成了民主的叛徒，纵然还想恋栈不去，但人民是一定会远远地背离开他的了。
林肯的先例光辉地照耀著美国民主政治的历史。在八十年后的这又一次战时大选中，不仅总统要重新选举，又不仅参众议院中都有许多议席要改选，而且在四十八个州中间有叁十二个州的州长要改选。像这样的大事大更动发生在战时，似乎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因为这是有民主制度的保障，以人民的公意为基础的，所以整个改选过程是非常顺利迅速地进行著。四五千万人同时静静地写下了他们的选举票，决定把整个国事交给为他们所信赖的人。
由这样的改选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不仅没有扰乱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活，妨碍反法西斯战争的进行，恰恰相反，是更加巩固了国内的民主的团结，使战争的胜利更加有了保障，——正如同八十年前林肯的再度当选所发生的作用一样，使民主进步力量在战争中的最后胜利加速地来到了。
那些一口咬定民主制度绝不能适用於战时的先生应该虚心看看这种事实!在这次战争中，各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议会中照常有著公开的辩论和对政府的责问，舆论上照常有著各种对於政府的人事机构政策尖锐的批评，人民照常有集会结社、选举罢免的自由，而象可以影响一国元首的那样的大选也仍照常举行。这一切都说明了，民主制度不仅是在战时完全可以适用，而且在战时运用得更加灵活，范围更加扩大了。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不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只有忠於民主制度，坚决地依靠著民主主义这“生命的活力”的人，才能够在民主制度下继续存在；反之，害怕民主制度的人就是背离了这伟大的生命的活力，而终於会陷於死亡的绝境! ——《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2. 没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饰
吴中民先生：
现在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实行民主；有了民主，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这不是一句空话，是敌后解放区的事实证明了的。军队能否打仗，顶重要的是看它是否能得到老百姓的帮助。在敌后解放区有一句流行的话：“军队是鱼，老百姓是水。”鱼离了水，是寸步难行的，更不用说和敌人作战了。要老百姓和军队合作，当然得使老百姓享有民主自由。所以，实行民主是最重要的关键。没有民主，便一切都是粉饰的花样而已。而且，我们还得当心，有人会用好东西去做坏事情的呵!
——《新华日报》1945年2月12日 答读者问
3. “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 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
——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
……
为了打倒共同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及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际关系，我们所希望於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亦快要到来了，但是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麽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互相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进其发展。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我们赞成大西洋宪章及莫斯科、开罗、德黑兰会议的决议，就是基於这个观点的。我们希望於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主要的就是这些。中国共产党所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这些。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4. 民主第一
美副总统华莱士九月十一日在芝加哥建立和平委员会发表演说，曾强调“民主第一”的口号。他认为不仅在政治上需要民主，而且在经济上也需要民主；不仅在一个国家内需要民主，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也需要民主。他说：“‘民主第一’的口号，表示全世界在经济与政治两方面，都应获得自由”。“能巧妙遵循这样的‘民主第一’的口号，并予以有力实施，则必能获得和平”。这见解是十分正确的。在法西斯侵略阵线秋风落叶般日趋崩溃之途的今天，为了实现和平繁荣的世界，不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覆辙，强调这种“民主第一”的口号，实在是必要的。
然而仅仅强调这一正确口号还不够，必须在事实上实现这口号。这首先就必须彻底消灭法西斯机构，根本消灭法西斯主义，完全肃清法西斯分子。华莱士说：“一般人最直接的目标是：尽速消灭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代表的一切；只有盟军进入柏林和东京时，才能提出和平条件；国际垄断专家不许在和平会议中出现；孤立主义必须继续被攻击”。这就是说，不仅要击溃现在的法西斯阵线，而且要消灭一切的法西斯残余；（遵检）。只要是法西斯病菌还存在，则比会流毒於全世界，而所谓“民主第一”的口号，也就不可能不折不扣地实现。
其次，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效地实现“民主第一”的口号，那就必须反法西斯侵略的各国，先在自己本国内彻底实现这口号。因为一方面，自己所提出的口号，自己负有首先忠实履行的义务。（遵检）。另一方面，“民主”是击溃法西斯侵略阵线的最有效的武器，抛弃这武器，则在反法西斯侵略斗争上，便没有绝对胜利的保障。即使幸而胜利，也将被认为是“以暴易暴”，不能获得全世界人民的拥护，而战败国在不公平的待遇下，也必定会时时作报复的打算。历史上，所以有循环不断的战争，这也是原因之一。
所谓反法西斯侵略各国必须先在自己本国内彻底实现“民主第一”的口号，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国家都必须实行同样的民主政治。由於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著多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著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机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法西斯意大利崩溃了，纳粹德国也面临著崩溃的危机，这正是反法西斯侵略阵线各国必须坚定地把握著“民主”这一击溃法西斯侵略阵线的最有效的武器。应该自己认真检讨，究竟已否实行民主政治？实行得够不够？没有实行，就应该立刻实行；实行得不够，就该力求其够。（遵检）。民主已经成了世界的潮流，谁要反抗这潮流，谁就要遭受灭顶之祸，这是应该十分戒惧，十分警惕的。
——《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社论
5. 中国要求的只是民主
……工会广泛地组织起来。我所代表的工会联盟，是在今天由各边区工会联盟产生，有著近百万的会员。在工会大会上，广大的工人群众，第一次选举自己的官吏，并且学习了如何在自己的社会中活动。
因此这些解放区就成为一条新道路的例证，说明一个新的民主的中国， 是能够成立的。
中国共产党在今天并不要求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甚至也不要求一个社 会主义的中国。
中国人民仅仅要求如英、法、美及其他民族的人民享有已久的那种权利。
这就是说，中共要结束中国的封建时代，以及寄生在这种基础上的独裁、官僚政治。
由於这种要求，使中共代替中国的广大人民说话。但是却遭到反动派猛烈的反对，正象克伦威尔、华盛顿、罗斯福所遭受的那样。
今天，中国共产党要求停止进攻民主解放区的内战，停止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同时要求一个民选的国民大会来解决中国未来的机构。它热切期望这一中国临时政府，将是一个各党各派组成的政府，并包括共产党在内，以便毫不犹疑、毫不迟延地实施这些步骤。
……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日 注：本文为邓发在英共大会上一段演说词
6. 要真民主才能解决问题
茅 盾
对於贵报所提出的问题，我只能这样答复：
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受尽了欺骗。如果将来其它文献统统失传，只剩下堂皇的官报，则无话可说。如其不然，那未，我们的后代一定会不懂，为什麽我们这样容易受欺骗?我们不能再忍受那种欺骗了。现在既然连政府也口口声声说“民主”，那麽，我们就要求一个真正的民主。我们不要假民主。真民主如能实现，则贵报所提的那些问题，我觉得都不难解决；否则，半个也解决不了。
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著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麽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注：《新华日报》所提问题，系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向各界知名人士公开征答的。其中第二、第叁、第四个问题是怎样才能使人民获得自由权利、怎样实现政治民主化和推行地方自治、怎样才能实现军队国家化。以民主人士身份活动的茅盾是应征者之一。
7. 我们要看货色
国民党市党部负责人方治先生①，在市府招待记者会上说：“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国家”。啊呀呀!中国原来“已经”是“民主”国家了，而且还是“世界第一” 咧，你说我们糊涂不糊涂，竟连这点国家的体面都还不晓得，还要这里那里，嚷著实现民主，不是有点“庸人自扰”麽?
可是，且慢，方治先生的话虽是这麽说，而为了“谨防假冒”起见，我们倒不妨来看一看货色。不看货色则可，一看货色可就糟糕了。原来，下令查禁《自由导报》的就是方治先生。说法和货色竟是这样的不同!照这种说法和做法，所谓“民主”也者，岂不就是“官主”!所谓“世界第一”也者，岂不就是党治“世界第一”! 说漂亮话的人，倒是应该提防，不要拿出货色来，见不得人!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27日短评
① 方治（1897——1989）安徽桐城人，国民党重要的党务活动家、CC系把守宣传口的主将。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教育部国民党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总裁室秘书、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等要职。1949 年退居台湾。时为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
8.. 是不是代用品呢?
友 谷
朝鲜义勇军的宣传员用电话向敌人堡垒里做政治宣传，指出日本国内的贫穷的时候，敌兵很神气地说：他身上穿著的正是前天刚发下的新军衣。义勇军同志马上不客气地追问：“那麽细细看是不是代用品呢?”这一问就把敌兵问得哑口无言(见二月六日本报叁版，《朝鲜义勇军》)。
这的确是非常厉害的追问，这样的问题在别的场合，在别的事情上，也是值得提出的。
因为在这世界上的确有很多骗子在活动，所以我们必须这样一步紧一步地追问。光是口头说说空话，我们不能相信，必须追问：事实到底如何呢?纵然俨乎其然地拿出事实来，我们也还不能马上相信，必须再追问一下，是不是代用品呢?——这样追问下去，才能揭破骗子的勾当，才能达到货真价实的目的。
假如你遇见假充风雅的市侩，拿出周鼎汉器、唐宋真迹来给你鉴赏，而你存心扫一扫他的兴的话，那麽你不妨追问：“这些是不是代用品呢?”把假货认成了真的往往不过是受骗上当的人，这些假货是从古董商手里买来的。那些古董商今天躲在房间里偷偷摸摸地伪装假造，明天就拿出来眩示给人，说这是如何名贵的古物，对於这种骗子，我们应该严词斥责： 不要拿代用品来骗人!
但假造古货，不过是骗术中的小焉者而已。一切骗子中最大的骗子是法西斯。要知道法西斯，不只是善於说空话来骗人，而且是善於制造代用品来骗人的!
法西斯国家中也有新衣服，但新衣服是用木屑树皮做的——是代用品!法西斯国家中也有国会，有舆论，但国会和舆论都在法西斯的统治包办之下——是代用品!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著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9. 不是空喊民主
要做任何事情，先说空话是不行的。有人说，空喊民主，不能得到什麽结果。这种批评自然是对的。
非但空喊民主不行，空喊打仗也是不行的。
欧洲战争快要到结束的时期了，法西斯的老巢——柏林快要被掘动了，这自然不是空喊打仗的结果，而是认认真真打仗的结果。苏联在战争中本有一句口号，是 “一切为了前线”。他们喊了这个口号，也就认认真真照这个口号做了，一切的人力为了前线，一切的生产为了前线，没有一个人把存款放在国外，在后方逍遥享受。现在他们又喊出了“一切为了柏林”的口号，而他们也确是在面向柏林走著到柏林去的最后一段路，而不是背对著柏林空喊。
在我们这里也有“军事第一”的口号，而且似乎也还有人在写著、在喊著“到东京去”的壮烈的口号。既然有著这口号，就该认真想想怎样来实现这些口号。
美军在吕宋登陆作战，准备著在中国登陆，这些是一步步地走向东京去的路。但在我们这里专制贪污因循拖沓、缺乏效率，叁万匹的霉布，叁万万的美金存款，这些决不是到东京去的路。
当苏联已经欢欣地走著到柏林去的最后一段路的时候，当美国已经一步步迫近东京的时候，我们还必须从头来扫清引向胜利去的障碍，虽然似乎晚了，然而赶快做去，还不太迟。
因此民主不能空喊。而真正主张民主的人也的确不是空喊民主的时候。如何实现民主，再切实不过的一步步的办法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了(见本报二十五日发表周恩来同志抵渝谈话。及二十六日发表的民主同盟宣言)。
要使打仗不是空话，胜利不是空话，就要赶快实现民主；要使民主不是空话，就要实现这一步步的办法。反对空喊民主的人，为什麽不快快照这套办法做呢?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10. 民主与诚实
李 勃
在任何社会里，诚实总是被看成一种美德；而在民主社会里，尤其是非看重诚实的态度不可。
诚实的内容包含著一致的意思——那就是思想和言语的一致，言语和行为的一致，思想、言语和客观事实的一致等等。心里怎麽想，口里也怎麽说；嘴里怎样说，手里也怎样做，这叫做诚实。想什麽，做什麽，决不瞒人，老老实实说出来，与天下人共见，不另外说一套，以图掩蔽天下人耳目，诚实更是非如此不可。
言语思想都是为了解释和说明客观的现实，行动也是为了应付现实。但对於现实的真象，固然未必个个人都能完全知道，但总不能不以与现实完全一致为其目的，因此也就不能不努力去追求对现实的完全了解，却不能故意掩蔽现实，反乎现实而行。
假如指鹿为马，若真以为这是鹿，那还不过是无知；但若明明心知为马，而偏偏说这是鹿，那就是胡赖了。
诚实是对人的态度，但也是律己的准则。假如故意说假，而旁人相信，便津津自喜，以为得意，其人心不可救药。用不诚实的态度对人，固然是对人的侮辱，其实又是对自己的侮辱。
我们相信，倘大家没有这样诚实的态度，民主就不可能存在。民主讲究讨论商量。但假如开会时大家说了一大套，却不全是心里所想的，会后各人仍旧各各做自己的一套，那麽民主的世界岂不成欺骗的世界了吗?
要发扬民主精神就得建立诚实的态度。这种态度也并不是舶来品，而是民族的固有道德。心口如一，言行一致，说一是一，这原是民间向来的要求。
——《新华日报》1943年7月16日
11. 不能因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 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提高人民
目前再来公然反对民主政治，似乎是不可能了。目前再来企图根本否认民主政治对於抗战的重要，似乎是不可能了。於是反民主政治论者就来一套新的法宝。他们说，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国民不好，不能实行。他们说，我国人民素来缺少教育和自治的训练，如果贸然实行，就要产生不好的结果。所以现在实现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他们好象忘记了中国今天是处在艰苦的抗战中，忘记了中国今天来实现民主政治，不仅是历史发展普通的一般的要求，而且是抗战特殊的迫不容缓的要求。
至於民众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培养，这自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要知道，民众的参加抗战动员，民众自身的民主生活，是他们受到训练和教育的最好、最迅速的方式。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在这种方式下，群众可以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把他们自身的教育和抗战事业，同时推向前进。
中国正开始向著民主政治的道路前进，这是抗战的需要。在这方面，我们的成绩虽还不大，但在全国上下共同努力之下必能更加进步。今后的努力方针在於：第一，加强民意机关的发展，把现在的国民参政会和各省正筹备中的参议会，逐渐变为真正代表人民的机关；第二，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的“於抗战期间不违反叁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於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这是提高民众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有效方法，也是实现民主政治，加强民众动员争取抗战建国最后胜利的重要任务。
——摘自《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社论《民主政治问题》
12。 “ 我们相信著、并且实行著民主”
H 福尔曼
福尔曼先生认为这些共产党员是优秀的中国人。……这些共产党员并不在 “实行共产主义”。他们并不实行集体化。他们倒是在鼓励私人企业、合作主义以及国营事业。他们实行著有效的民主政治，承认非共产党和别的政治集团，并限止每一机构中共产党员不得超过叁分之一，以避免不良的控制。他们的最基本的目标是农业改良、教育卫生和工业的进步，这些和俄国的共产主义实在没有相同之处。
……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政治家，曾经这样表示出中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并不需要、亦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并不主张集体化，也不反对个人的活动 ——事实上，我们鼓励竞争和私人企业。在互惠的条件下，我们允许并欢迎外国对我们的地区作工商业的投资……我们相信著，并且实行著民主政治”。他说得很对。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9日
13. 强大而民主
郁 敏
以国土和人口来说，中国都是一个大国；然而中国还不是一个强国。在这次抗战中，我们就因为不是一个强国而吃了很大的亏，虽然我们也因为是大国而占了很多的便宜。
由於抗战的刺激，使人们深感到中国必须努力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所以有人主张中国建设的方针是“富国强兵”。有人提倡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是“国防文化”。
但这样主张的人常常忘记了另一件很重要的事。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本来都是世界强国，然而结果怎样呢?意大利已经一败涂地了，德国和日本也就快要全部垮台了。这些法西斯国家未尝不是以一切文化力量都集中在国防上，然而富国强兵对於他们，到头来仍只是一个幻梦。
问题的关键在什麽地方呢?克利浦斯最近在伦敦援华大会上说：“中国在最短期间内应当成为远东的强大民主国家”。——这话，我们相信，是可以代表一切真正的外国朋友对中国的企望，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自己的要求。这就是说，中国不仅要成为强大的国家，而且要成为民主的国家。这要求是从人民的切身痛苦中生出来的，也是抗战所迫切需要。只有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阿Q，才会一梦醒来，说中国是一个最民主的国家，想根本掩没人民的要求。
我们再不应该以为，只要船坚炮利就能算是强大的国家。我们必须看出，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力量。一切财富，一切国防的武器，只有和民主结合在一起，才能算是真正强大的力量。我们所要的是民主的强大，和那不民主的强大是必须严格地区别开来的。这就因为：不民主是会把抗战弄垮、国家弄糟的，一个被侵略的国家采用不民主的制度，根本没法强大。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
14. 民主与国情
当清朝晚年，最初有人提倡洋务运动，主张学外国人造枪炮、办工厂的时候，曾遭受一种激烈的反对。反对者并不能否认外国的确靠了枪炮机器而比中国强，但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於中国。提倡洋务运动很坚决的薛福成在当时就曾如此说过：或曰：以堂堂中国而效法西人，不且用夷变夏乎?是不然。夫衣冠语言、风俗，中外所异也；假造化之灵，利民生之用，中外所同也。
这个道理。到了现在看来，自然更谁也不能发生疑问的了。
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科学，却没有只适用於某国的科学。外国的水是氢二氧一，中国的水也还是氢二氧一；外国的大炮是那样造成的，中国的大炮也同样是那样造成的；外国在“声光化电”之学上已经研究出了许多道理，这些道理移到中国来也还是有用。——既然外国已经先发展了这些科学，而中国还没有，那就没有办法，只好“用夷变夏”一下，从头学起来。
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 ——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曾听见有一位乡下老先生说：中国人坐汽车会发晕，这就证明汽车只是外国人的玩意。现在却有些已学会了坐汽车的先生们说：中国人民倘过民主自由的生活，就会出乱子，所以民主只是适用於外国，不合国国情，岂不是同样荒谬麽?
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於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所以，卜凯教授说得好：“民主方式即为科学方式，科学理论不分国界，对任何人皆可适用。”孙哲生先生也说：“中国不能与世界分离，我们要与世界各国图共存，必须适应世界环境与潮流。”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原标题《民主即科学》
15. 诸葛亮与阿斗
鲁 山
现在和古代封建专制时代毕竟有些不同了，先前小百姓从未敢做梦当皇帝，虽然孟轲先生曾经说过“民为贵、君为轻”一类话，但小百姓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高过皇帝，而且历史上也从来就没有过这样一回事。然而现在确实不同了，我们居然成了皇帝了，国民党当权的老爷们要封我们小百姓做阿斗了，而他们很谦虚地自称为诸葛亮，不然怎麽能叫做“民主”呢?不过，太“民主”了也不成，因为咱们做阿斗的没有本事，还得万能的诸葛亮老爷来加以管束。说来也可怜，阿斗这称呼固然很荣耀，但是我们常常还要被诸葛亮打屁股，有时又被拉去砍头示众，或被踢进集中营，或被绑去当壮丁，这阿斗可真不是好做的!国民党当权的老爷们，对外国人说：他们是受了“托孤”之重，不能不“训”我们一下，因国家“法统”要求这样做，阿斗真要当政，那不是自乱“法统”了麽?
自称为诸葛亮的法西斯独裁者，是什麽人呢?正是那些卖国求荣的秦桧张邦昌之流，正是那些祸国殃民的流氓高俅之辈!他们曾假“王法”之名，不知陷害了多少忠良；他们曾假“圣”之意，不知又有多少灾黎被“逼上梁山”。而今国民党反动派又以一党训政的所谓“约法”，企图推翻政协决议，继续做他们专制独裁的诸葛亮，把饿得饥黄面瘦的老百姓仍旧当做他们的阿斗。算盘打得虽妙，可惜今天阿斗不再那麽容易受愚弄!
先生们，你们的“法统”还是趁早收起吧，人民并非阿斗，你们的诸葛亮终究是做不成的了；又何况你们本来并非诸葛亮，硬装面子，骗哪些呢?岂不是自欺欺人?
——《新华日报》1946年3月28日
16. 民主的真义
项 轶
翻读《中山全书》，在《中国革命史》中读到这样的话：“中国古昔有唐虞之揖让，汤武之革命。其垂为学说者，有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有所谓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有所谓民为贵、君为轻；此不可谓无民权思想矣。然有其思想而无其制度，故以民主国之制，不可不取资欧美。”
在这段话里很清楚地说明了一个道理，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是有民主思想的成份的。但中国曾有民主思想和中国曾实行民主政治完全是两回事。因为够得上说是民主制度的，是从来没有的。
中国过去实行的是与民主政治相反的君主政治的。这本是常识，也是中山先生在其著作中明白说明的。在封建专制政治的压迫下面，思想上发生一种反动，因而产生某些接近於民主的思想，但是成系统的民主政治的理论也还是找不出来的。这种民主思想对於当时的现实政治固然也有时会发生一些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根本上改变了专制政治，而只是使专制政治的表现温和一点而已。所以过去的专制政治下，有仁政也有暴政，暴政固然不合民主精神，但仁政也绝对不是民主政治。“爱民如子”是过去对於封建统治者的最高要求，但把民众看成了儿子，那还有什麽民主的气味!
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取资欧美”，但又要避免欧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驾而上之，这正是中山先生的伟大识见。
现在有些人把中国的旧思想都解释成民主思想，甚至以为中国过去早已有了民主制度，要实行民主政治只要向中国历史去学习好了。这实在是违背中山先生的遗训的。对於这些人，我们不妨背诵一下中山先生对於民主政治所下的一个通俗而确切的定义：“民权主义就是要拿本国的政治，弄成到大家在政治上有一个平等地位，以民为主，拿民来治国家”(民国十叁年在广州的留声机片演说词)。
——《新华日报》1942年11月12日
17. 实现自由是“不切实际”吗?
李 新
联合国宪章里规定了人民的基本自由。我国人民正在要求政府立即实现蒋主席宣布的四项自由。偏偏在这时候，有人高呼自由万万不可行。这种意见，显然违反民意，志在维护国民党一党政府的现状。
《和平日报》昨天的社论，说今天人民最大的痛苦，“是不听中央政府命令的‘非国家军队’与国家军队对立，致人民不能安居乐业”。这完全不合事实。这并没有说出人民最大的痛苦在哪里。关於军队国家化问题，政治协商会议正在讨论中，中共及其他党派的代表都已提出了意见，这里不多讨论。要说的是，今天人民最大的痛苦，是在国民党党治党军之下，人民没有民主自由。请以事实来回答! 看吧，“衣冠不整”的人，还在天天的抓，抓去打内战；老百姓开会，特务就去捣乱，动不动就要拆草棚子。这类事情数不清。人民“安居”了吗?大学教授逢场就去摆地摊、卖东西，工人时时会失业，失业后又不准要求救济，还要抓代表；官办工厂也拖欠工资，工人不能去要，倒反要被抓去坐牢，人民“乐业”了吗?这是因为军队没有国家化呢，还是因为人民的自由权利被国民党一党政府剥夺得干干净净呢?只要顾事实的人，都将异口同声说一句，不能安居乐业，是因为没有民主自由啊!
他们又说了，英美苏都没有实现民主理想，中国来实现，就“不切实际” 了，更何况中国是在训政和宪政之间呢?我们再来看看事实吧。英美苏等民主国家，都已做到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选举等自由权利，中国不必“开风气之先”。可是，曾否追随“世界上任何先进国家”之后了呢?他们又提到罢工、游行、示威的自由，世界上任何先进国家所未曾做到；教授治校是理想；就是罗斯福总统说的四大自由的一半，“不虞匮乏”、“不受恐怖”两大自由，都“不能便没有疑问”。反对自由者的话，是够露骨的了。在民主国家，罢工游行示威，几时未曾做到?举美国为例，罢工不仅在发展，政府还根据康纳利法案，承认罢工是合法的。游行示威不但不被禁止，还可以请政府派警察保护。至於教授治校，不受党化，过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现在的西南联大，就是经过教授会议来处理校务，这与其说是理想倒不如说是教育上优良制度的确立。说到四大自由，在今天以前，除了法西斯独裁者外，倒还没有听见有人反对过。现在重庆还是第一次看见公然对“不虞匮乏”和“不受恐怖”的自由提出疑问。如此说来，人民只应有匮乏的自由了，穷人王正兴必须卖儿子，陈望道教授必须摆地摊，倒成了自由的享受；而政府逼人民匮乏，倒成了政府的“合法”自由；至於受恐怖也成人民的自由，所以，“衣冠不整”的老百姓，只有受恐怖被拘捕，失业工人只有坐牢的恐怖，吴金山也只有被押起来了。特务横行，便成了政府执行恐怖自由了。
正告发表这些违背人民利益、维护独裁专政的谬论的人们，也正告反人民反民主的当局，匮乏和恐怖的自由，是人民所坚决反对的，这条路是死路，不好再往前走了。人民要求和争取四大自由，是没有力量压得下挡得住的。
这些一切，只有证明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对实施纲领的意见，首先是对人民自由的主张，是切实的，迫切需要实现的，万万“撤销”不得的。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8日
18. 民主精神
战时能够实行民主，民主才能团结，团结才能争取胜利，这是若干人士所不相信、而被事实证明了的。单以英美两大民主国家来说，最近就有几件事实可以证明。
说远一点，在美国，罗斯福叁度当选大总统后，就以政治家的风度，发挥美国的民主传统，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威尔基亲密合作。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更进一步加强民主团结。威尔基曾代表美国访问英国，最近更决定以总统特别代表名义访问近东、苏联及中国。而且，为了动员及团结广大劳动人民，加强反法西斯力量，释放了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同志。在英国，叁年前被禁闭的英共机关报《工人日报》，最近亦已解禁。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力量的。执政政党，从来没有因为他们的地位，就排斥别人、压制别人，称他人为“异类”，相反的，他们为了战争的胜利、民族的安全，总尽量集思广益，使人人有为国效劳的机会、珍贵别的党派及各个阶层的努力。好的，有成绩的，就赞扬；坏的，不妥当的，就批评。譬如，英国自由党的《曼哲斯特导报》就赞扬“共产党在争取此次战争之胜利中，起有显著的作用，因该党之宣传方法新颖灵活而有力，并在进行全国之共同事业时，彼等均能获得甚大之效果，实使我等为之惭愧。”同时，也有一些批评。他的批评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法的。
各个政党派别的存在，是有其社会基础的。已经存在了，就各自代表一种力量(被略一段)。大家在反法西斯侵略的共同目标之下努力，更应该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帮助。这样，反法西斯侵略的力量就能不断增强。这是英美当局及一切呼吁民主团结的人士所洞悉和深信不疑的。自然，在共同目标之下，不论党派间，以至於个人间，都会有关於具体问题的不完全相同的主张和办法。但是，这是能够获得一致的。这里，主要的就要靠前所举例的民主精神了。这里，就要靠相互间的经常接触商讨、互忍互让(被略一段)。真能做到这点，就能够互泯猜嫌，和衷共济，而不会手足自残了。全国各党派能够融洽的为共同目标奋斗到底，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国亟应提倡和效法的。
——《新华日报》1942年8月29日 社论
19. 有人民自由才有国家自由
有人民自由才有国家自由
立法院院长孙哲生先生①前天在宪政座谈会演讲叁种自由，即民族自由、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他说这就是叁民主义的目的。并勖勉大家要争取这叁种自由而奋斗。我们读了孙哲生先生演词，觉得语语切合今天中国的实际需要，因此愿略加申述。
今天全中国广大军民都为争取民族的自由而在对日抗战，大家都认识争取抗战的胜利是最主要的任务，也诚如孙哲生先生所说的：“这是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的大前提”。人民有这一认识，因之能在七年艰苦抗战中流血流汗，历尽艰辛困苦，总是极尽忍受能事。许多国际盟友，只要一度来华考察过的，莫不为我们军民这种牺牲精神所感动，这是最好的证明，中国人民是以民族自由、民族利害，放在一切之上的。但是民族自由与政治自由经济自由，是分不开的。过去对这一点，见解庞杂得很。孙哲生先生的演讲，特别举出总动员的例子，举出盟邦募债成功的例子来说明： “要使人民力量动员起来，必须给人民以政治自由”；“人民有了政治自由就能促进国家民族的自由”。这种见解尽管如孙哲生先生自己所说，被有些人所讨厌，认为是“尾巴主义”，但是真理总是真理，全国大多数人民都会举起双手来赞成……。
孙哲生先生还特别告诉我们说：惟有我们的敌人日本和德国，才是只讲一种自
由的，他们的人民没有政治自由，所以他们不会积极作战。“有自由的国家不可侮，
没有自由的国家，虽暂时强大，最后还是要失败。”这两句话，更是不移之论，目
前盟军胜利的捷报，正在印证著这个真理。
没有问题，叁种自由在今天，从其重要性说当然是民族自由为主；可是没有政
治经济自由的配合，民族国家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这种血肉相联的作用，本来是一
个很简单的道理。抗战七年的今天，还待孙哲生先生来阐扬其重要，真要不胜感慨
系之了。
以上是从叁种自由互相的关联和作用，来说明它的不能分割；同时孙哲生先生
从时间上分析，也指出政治和经济自由并不能一概推移到战后去处理。他指出：英
美过去有政治自由而无经济自由，所以虽在战时，仍不倦地在研究、在草拟战后方
案。这是别人的例子，说明虽在战时也不推诿应该做的事情。其次从战后环境说，
大战一旦结束，各国纷纷复员，积极振兴；我们国土遭长期大战破坏之余，百废待
兴，要做的事太多，尤其不能等到那时再谈这些问题。这样的说法，也正反映了事
实的需要。
孙哲生先生这些意见，在这国际民主潮流和国内人民民主运动日益高涨的时候提出，
是有益於国家、有益於人民的。他给每一个民主主义者指出了获取自由目标的方法
和道路。这正如前天座谈会主席左舜生先生说的：“我们不去敦促，自由这一客人
是永远不会进我们的门的”!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6日 社论原题《孙哲生先生论叁种自由》
① 孙哲生，即孙科(1891—1925)，广东香山人，孙中山之子。时为国民政府立法院院
长。1949年退居台湾。
20. 民主的才是合法的
民主主义是克里米亚会议决定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它解决了民主主义和“合法”主义的矛盾。
本来民主主义和合法主义应当是一致的，因为国家一切的法都应当是经由民主的人民代表大会议决的，所谓合法，就是要合乎民主的决定，合乎人民的意志。只有在合法之法不是经由民主所决定、不能代表人民的意志而是法西斯或准法西斯主义少数独裁者所决定的时候，民主主义与合法主义才会发生矛盾。波兰问题就是一个明白的例子。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拼命诋毁今天真正在国内领导波兰人民抗战、真正由人民选出得到人民拥护的临时政府为不合法，仿佛只有流亡政府自己才是波兰人民及各同盟国应当承认与支持的合法政府。但是波兰人民都很清楚流亡政府所根据的一九叁五年的宪法，是取消人民的民主权利，建立少数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的“法”。是人民大众所坚决不能承认的法。而流亡政府过去一贯的政策是消极抗战、积极反苏反共反人民反民主，他使波兰人民遭受许多不应有的和可以避免的牺牲与损失。他对於波兰国家民族没有功劳，只有罪恶，所以他被波兰人民遗弃了，同时也不能不被同盟国家遗弃了。另一方面，他所拼命攻击诋毁的在波兰国内真正由人民民主抗战中产生出来的临时政府，从事实上证明这是生根在人民中的政府，是不可动摇的政府；所以克里米亚会议上也不能不承认这个民主的政府，才真正是波兰合法的政府了。
克里米亚会议对解决这个争论问题的原则，是将“法”建立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使“法”有民主主义的内容，决不是只问合乎旧法统或不合乎旧法统，而不问这个旧法统是法西斯的或不是法西斯的。因为，战争目的是为了民主主义，战争胜利依靠民主主义，战后和平的建立，必须经过民主主义。这是从战争胜利、从人民的利益和需要出发解决问题。
克里米亚会议《关於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中说：“用民主方式解决他们迫切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欧洲秩序的确立，以及国民经济生活的再建，必须凭借足以使被解放的各国人民能够消灭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最后形迹，并创造自己抉择的民主制度的程序来达成”。这正是以民主主义来打破准法西斯分子坚持的“合法”主义。而且用民主方式解决问题，也只有民主分子和民主领袖有权利参与解决。和敌人用各种方式或明或暗的妥协合作的反民主的人们，是应该被摒弃的。《宣言》中说：“成立临时政府，当使民众中一切民主分子的代表广泛参加。”关於波兰问题的决定中，也说到现在的波兰临时政府应在更广大的基础上实行改组，“以容纳波兰国内外的民主领袖。”关於南斯拉夫问题的建议，则说：“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大会应予以扩大，以容纳没有和敌人合作妥协的南斯拉夫最后一届议会的议员。” 这正是罗邱斯叁巨头对准法西斯分子所叫嚣的“合法”主义的回答。他们决没有不顾人民的要求和战争的需要，离开人民、脱离战争，而无原则的支持准法西斯分子的“合法”主义，使战争受到损害。他们坚持了以民主力量的团结为基础，用民主方式解决国内问题的最高原则。这的确是贤明的决定。伦敦的南国政府同意了克里米亚会议的建议，伦敦的波兰人士如前总理米洛拉兹柯和农民党、大多数基督教民主党党员和半数社会党党员，都不赞成流亡政府反对克里米亚会议决定的顽固声明。证明了准法西斯分子的顽固的“合法”主义已受到广泛的民主分子和民主领袖的摒弃，只有自趋灭亡的一条路了。
我们完全同意克里米亚会议不支持法西斯分子的“合法”主义而确立民主主义为解决国内问题的原则的决定。今天中国内部的统一问题，如何动员与统一全国人民抗战力量的问题，也只有实行民主主义、只有遵循民主的途径才可以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比如：有些人极力诋毁敌后解放区人民抗日武装及民选抗日政府为不合法的，他们曾努力想法取消这些抗日力量。然而这是巩固的生根在人民之中、有著广大人民拥护的敌后抗日军队与抗日民主政府，他是符合人民的意志而产生的，他真正合乎民主的大法。反是想取消他或削弱他的，不能不是反民主的、不能不是真正违反人民意志的非法行为。克里米亚会议的决定显示世界民主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中国内部统一问题，也必须循民主途径才能得到公平合理解决。希望国民政府与全国人民都朝著这个方向努力。 ——《新华日报》1945年2月17日 社论
21. 民主是发展生产的暧室
今年元旦本报的第五版，刊登了一个工业问题的特辑。在这里，谈到钢铁和机器，谈到后方和敌后，谈到了厂家的意见，亦谈到了工界同胞生活的片断。我们的能力是有限，我们的条件很困难，因之，我们所能告诉读者的，真不及真相的万分之一。这是十分抱歉的事情。然而，这一个小小的报导，就足够大家吟味了。
看看国际大势，德国法西斯很快就会倒下去的；中国抗战的胜利亦是一定属於我们的，然而，经济的困难，却沉重地压得使人喘不过气来。物价是怎样一种状况? 产业又是怎样一种状况?只要平常留意报上的新闻，是用不著看详细的数字就可知道的。
为什麽有这种困难呢?有些人把它解释为“充分就业”的结果。如果从形式去了解这个问题，或许可以这样说吧!?就业既然充分，过了充分的一定界限，产业便就会像杯中的清水一般，从边缘溢出来。那末，溢出来的东西是不足惜的。因为杯中所盛的，已经够量了；亦就是说，我们的产业之发展，已是达到饱和的程度了。可惜的是情形并不如此。形式逻辑的结论与事实的真正内容，并不能一致。说一句干脆的话，我们的产业是可怜的很的，我们的工业生产还远远落在需要之后，更远远的落在我们的盟邦之后，只有不够，哪里谈得到过剩?
然而，事实上，却显得我们的生产，在闹过剩的危机了。这是本质上的生产不够与现象上的生产过剩之矛盾。解释这个问题的途径，应当全面地去寻找矛盾的症结，而不是在现象的面前愣住，把缩小生产作为办法。还有些人，认为在发展产业的过程中，能力不够的产业单位之没落，乃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不可避免的法则。让他们没落，不但没有坏处，而且有促进大生产发展的功用。因此，面对目前这种形势，这些人，是泰然自得的。他们的重点主义将会在中小生产的废墟上长大起来?!其实，这亦是不合事实的想头。阻碍著工业生产的基本原因，如果仍然存在，则伴著中小工业衰落的，将不是大工业的发展，而是囤积居奇的商业资本和充满著寄生性腐烂性的特种资本之发展。
这是再明白也没有的事。中国的工业必须大大的加以发展，它并没有饱和，它并没有满到边缘，目前溢出来的那些水，乃是由於杯中投下一些石块。投下石块，不但水会溢出来，而且有打破杯子的危险。我们很同意一位工业家的谈话：“民主和科学不可分，工业本身就是科学的体现。离开了民主政治，科学成了法西斯的御用工具；离开了民主，工业亦只是为了绝少的人的利益而耗尽了工人的劳力”(见元旦本报第五版)。我们更同意他的另一段话：“工人与生产如果不能以民主的方式结合起来，生产的积极性固然无法提高，工作效率无法改进；如果工业生产者和政府管理机构，不能以民主的方式和衷共济以求进步，工业生产亦无由改善”(同上)。民主是发展生产的暖室。经济上的民主是解决当前这个纽结最基本的途径。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上述的种种困难，才能使提高生产再不至遇到种种制约，才能逐渐克服这一个本质是生产不足而现象是生产过剩的矛盾。
——《新华日报》1944年1月4日 社论
22. 自由不是专卖品
抗战是为了民族的自由，为了人民的自由——自由不是专卖品，不是施茶施粥似的慈善事业。谁也不能自由到说：这玩意是我的，高兴给谁就给谁。更不能自由到说：“我有分配自由的自由，你只有不自由的自由。
……
——《新华日报》1944年1月22日 短评
23.“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
(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词)
(一九四四年叁月十二日)
?周恩来
我们今天纪念孙中山先生，讲到他的遗嘱，真是无限感慨。遗嘱中说，国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我们知道，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外独立，对内民主。可是孙先生已经逝世十九年了，这个目的，还没达到。抗战本是求民族独立的，但时间快近七年，全国离反攻的真正准备还远。民国本是应该实行民主的，但国民党执政已经十八年了，至今还没实行民主。这不能不说是国家最大的损失。我党毛泽东同志老早就说过：“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这个道理，现在全国人民都了解，所以各地人民的宪政运动，都一致嚷出：要实施宪政，就要先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有了民主自由，抗战的力量就会源源不绝的从人民中间涌现出来，那反攻的准备，才能真正进行。
……
各方面正在讨论这一宪政问题，我们很同意许多方面的意见，我们认为欲实行宪政，必须先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叁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叁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人民的住宅随时可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体随时可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讯，被秘密处死，或被强迫集训，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论出版受著极端的限制和检查，这如何能保障人民有讨论宪政发表主张的自由呢?孙中山先生曾说过：“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符其实，必要这个国家真是以人民为主，要人民都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这个情形，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孙中山：《国民会议足以解决中国内乱》)。开放党禁，就是要承认各抗日党派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合法就是不要把各党派看做“奸党”“异党”，不要限制与禁止他们一切不超出抗日民主范围的活动，不要时时企图消灭他们。有了前两条的民主，地方自治才能真正实行。
……
关於时间问题，我们也一向主张应在抗战期间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照我们经验，在敌后那样艰苦的环境中，人民尚能进行普选，讨论国事，选举抗日政府，实行地方自治，那有大后方不能实行民选和自治的道理?因此，一切问题都看执政的国民党有没有决心和诚意实施宪政，如果有，就应该在抗战期中提前实行。因为民主的动员是能最有力的准备反攻，取得抗战胜利，而且从民主中，才能找到彻底解决国共关系的途径。
——北京师范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第叁册 原题《关於宪政与团结问题》
24. 科学、民主，继续前进—鲁迅先生逝世六周年纪念
——鲁迅先生逝世六周年纪念
距今四十几年之前，一个青年的海军学生跑到日本去改习医学。在当时“科学救国”和“富国强兵”正是青年人共同的理想。但是，当他有一次在仙台看见了一部日本人拍的影片，“刽子手是日本军人，上断头台的是中国人，围著看而毫无表情，如醉如梦地在喝采的也是中国人”的时候，他便憬然有感，觉得改革“已经硬化的人民的精神”，是比医学更重要的事了。从此之后，他“常常提笔”，“在寂寞和艰难中”，“喊几声助威”，“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治疗”。——他，就是在六年前的今天逝世了的中国新文化奠基者，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战士的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穷毕生的精力，百死不悔地从事著的工作，择要地说，是在为数千年来的专制政治所僵化了的中国国民性的改造，因为他确信“中国的改革，第一著自然要扫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的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他所期求著的新生命是什麽?用他毕生的言行来说明，也正就是孙中山先生以四十年的努力来争取的自由平等幸福的中国，而要使这样的一个新中国能够诞生，他和中山先生同样热心，同样执拗地主张著：中国要有科学、民主!
科学与民主，已经不是新的口号了，但，半世纪来，赛先生和德先生在中国，正和我们伟大的民族先行者一样，“依然在沙漠上走来走去”!巨眼的思想家是早就看清了这种阻碍新中国诞生的主要障碍了，他自己选择了的正是在沙漠为肥田的工作，开荒、疏溶，做“革命的马前卒”。枪毙中国人民心里的阿Q，肃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文明。——也许，中山先生不曾和鲁迅谋面，但是从真实的意义上说，鲁迅才真是中山先生的最忠实的协力者，最有力的发言人。
到今天，这位思想界的巨人已经逝去六年，他不幸而不及目击的民族革命战争，也已经继续了五年以上了。由於全中国的团结，由於千万健儿的英勇抗战，由於国际情势的丕变，中国已经走上了否泰交替的关头；科学与民主，又成为全国一致的口号了。但，在这黎明将要到来的时机，我们需要更大的戒慎与恐惧!在国际形势日见好转的时候，自高自大、自满自足的 “精神胜利法”，不又在我们民族里的少数人心头开始蠢动了吗?用鲁迅的战斗精神来彻底的肃清“中国地大物博”、“道德天下第一”、“外国物质文明最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式的阿Q性格，我们在今天更应该迎头赶上，更响亮地提出：中国要的是科学与民主! ——《新华日报》1942年10月19日 社论
25. 中国需要“变”
——摘某报社论
“‘现在交通迅速之奇迹，已使此世界为之缩小’，这是罗斯福总统自克里米亚会议返归美国时的名言之一。我们要知道正为了‘世界为之缩小’，世界才在那里急剧地转变。”
“世界缩小了，时代转变了。政治、经济、制度、习俗、艺术，以及思想，信仰等等，都因之不能不转变了。整个的世界都在那里急剧的转变，若有人焉，偏要固执己见，坚持所故而不变，试想这个人是否能成功?其愚蠢的程度是否可及?其后果的悲惨，是否还可以想象?”
“因为如此，我们敢明白主张要‘应变’。要随著历史的法轮去即时转变。因为固执而不变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必要的。唯有应兹时所需以转变，方不失为俊杰，才能在今后的世界史上，算得上有劳绩可称述的人物。”
“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我们只要看看人家。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种种，都要向著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一个国家的制度及政策，是应付世事的，任何思想或主义，是针对问题的，如果问题改了，世界变了，那麽，昔日的思想制度，以及政策，也就不容不随之改变了。”“所以世界上的聪明人，没有不因著时代转变而转变的。我们不相信我们中国人都是傻子，所以现在我们敢明白主张要‘转变’。”
——《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26. 一切光荣归於民主
李 普
有人说：民主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因为免不了你一嘴我一舌，议论纷纷，所以必然会减低行政效率，甚至毫无效率可言；因此，特别在战争的紧急情况之中，民主是绝对不适宜的。
解放区的经验证明这是胡说。
共产党员对民主作风的学习中，党的领导机关的坚决的领导起了决定的作用。但是同时，民主作风本身所发挥的惊人的效率和力量，也有同等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它本身的那种惊人的效率和力量，民主作风的普遍风行便会是不可思议的事。
同时，如果实行民主反而必然减低效率，削弱力量，那末“民主是一件好事情者”，究竟又是什麽意思呢?这不是恰恰暴露了那些衷心反对民主却又不得不伪装民主的人，只是在抄袭一套刀笔吏“欲抑先扬”的恶劣手法吗?
我们还是来谈点实际的事情。首先，让我们介绍河北临城西峪村村长、共产党员郭秋根转变作风的故事。
郭秋根转变作风以前，这个村庄事事没有生气，抗敌工作做不好，生产运动搞不起来，全村仍旧过著贫穷的生活，年年不够吃的。以后，由於他“使唤了民主”，才动员和组织了全村的力量，领导了全村从贫穷走到了富足。县上开劳动英雄大会时，这个村子被选为生产模范村，他自己也被选为模范村长。下面是他在大会上的讲话，让我们看他怎样一点一滴，慢慢地尝到了民主的味道。
“我是抗战以来的老村长，自己过去的作风是‘下马叁声炮’，叫别人干什麽，不干就不沾。我常常说，西峪村的老百姓都是我的人，一切都在我肚里装著，我啥事情不能够做主?去年麦收前上级调我到县里受训，讲的全是‘树立群众观念、克服行政命令’，并让我们反省。我当时发言说：‘如果和群众商量，啥事也办不成。老百姓是奴隶性，不压迫就不沾’。上级又给我解释叁次，我说：‘就比如我们村干部吧，区里不硬逼还不干哩。老百姓不逼还能沾?’后来上级又说：‘光强迫在群众间树立不下威信。你想想，如果上级对你光强迫，你心里能高兴吗?如果你能好好说服群众，用道理打通他的思想，那样群众一定很满意，你在群众中，就有威信了”。这句话把我提醒了，我发觉就是这样，如果上级光强迫我，我也是不高兴。如果我光强迫群众，同样群众会不信仰我。这样子对上对下都不落好，何苦来?在心里总有两种想法：一个是和群众商量说服，到底沾不沾还不保险。一个是自己命令劲头已形成了老习惯，还不能一下子克服，必得慢慢来才行。”
“受训回来以后，我心里的想法是试试吧，看到底哪样办法沾。后来我就开始试验了，起初我想先和群众商量商量，如打开脑筋就算了，打不开还是强迫。试验了一下没试成功，我就逐渐不信上级所说的话了。”
“到冬天，上级布置了扩兵工作，全村干部都忙起来。这个去说服，那个去动员，总是不沾。年青人大家都有意参军，但是谁也怕走后家里没人照管。干部说保证优待，他们不信。我那时候没有学会民主，在群众当中毫没有威信哩，这事情可真是不假哩。‘后来我们想出个办法，就是让群众大家讨论，大家动员，大家保证优抗。这样一试验，就弄成了。我一想：原来是人多话大，大家保证优抗，就使想参军的人安了心。这就使我感到群众还是沾，动员大家做，比光是干部做有效力。”
“今年春上，上级号召打洞备战。干部伙看了一个地方，群众都说：干部看的地方打下去准有石头。打了一下，果然被石头挡住了，群众看的地方一打，就打下去了。这又给我一个经验，就是群众大家的办法比我们的办法沾。”
从此之后，他就遇事采取了和群众商量的办法，比如，全村割麦时干部会计划的是五天割完(往年是紧七慢八)，又派群众讨论了一顿，大家都说四天保险能完，可是干了两天半就收割、打场、藏粮都闹好了，这说明群众自己讨论决定的事自己定是‘肯干’。再如动员群众打蝗、开展秋耕、刨地等都是因为和群众商量讨论所以闹的很好。”
这给我们说明了一个真理：
民主能发挥无穷的伟力，唯有实行民主，事情才能办好。
当然，这首先必须那些事情真正符合於人民的利益。这一点十分明白，无用乎多加解释。唯有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才利於实行民主，反对人民的人谁敢给人民以民主权利——世界上没有一个统治者愿意让自己压迫之下的人民起来谈话、愿意把自己压迫和剥削人民的企图和设施给人民来讨论，天下没有这样的傻瓜。
山东沂蒙区在几年以前开始推行民主文化运动的时候，个别的干部唧咕说：“实行民主就坏了，办公不好办，不大离儿硬一点才行”。有的说：“民主，还不是叫咱下台”!因此，比如某庄庄东头的老百姓要向庄长提意见，庄长一口就止住他：“你提啥，我还有啥坏处?”
但是现在，诚心为人民服务的人们已经感受到了民主的力量，他们已在普遍地歌颂民主了。
让我们再引一个行政村主任的话：
“这几天的会，开的我脑筋有了些开化，越想越不对。象年冬时，要集军火合作社的款，村公所给我村计划跟老百姓自动一千块，我回去就按户每家摊了五十元。款是集起来了，可是下层有了反映，说我主任办事不公道，‘枣圪桃一类数’，为什麽不论穷富一律五十块?我那时心里不舒意，埋怨老百姓意见多”。
“所以，过年时，要慰劳部队和抗属，我没有动员，又怕下层反映，就自己订了个数目，都给上层的摊开。好面、菜饭虽然也都起齐了，可是上层又有了反映，借口说为什麽我不让人家下层抚军，说我压迫。我心里还是不舒意”。
“这一次开会，我可想开了。前天队伍打开方山圪洞，我想我应该发动劳军，这次我再没用摊派的办法。我民主了一下，让众人们自动，想不动人家都自动的哗哗报上来，你出叁斤好面，我出一担萝卜，不论穷富都出的干脆，比上回还慰劳的多。比我心里事先估的也多。” “你们看，不民主，群众有反映(反感)，事情也弄不好。发扬民主，事情就办的比你想象的还好”。
“咳，我素性彻底吧。我做工作，老实说，什麽都是应付。给老百姓谋利益，我不往那上头想。过去我一点也不积极”(这时有人发问，以后你是还要应付，还是要积极?)。“以后我当然要积极。你看，方山圪洞都打开了，我们要争取更大的胜利。有了民主什事还怕闹不好?”
对於诚心为人民服务的人，民主带给他以无比的信心!
劳动英雄温象栓说得好： “我们要把坏思想丢到河滩里，明年开春，解了冻，给水推走，装上好思想好作风去工作，大家翻身发财……。”
实践证明了一切，谁还能丝毫怀疑吗?
一切力量来自人民!
一切光荣归於民主!
——《解放日报》1945年7月2日
27.让人民思想!民主最大的危机就在你的冷淡
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
让人民思想 ! 民主最大的危机就在你的冷淡
(英)普里斯莱
我们的男人打仗死去了，我们的女人含辛茹苦。所有这些牺牲都是为了民主。可令人困惑的是：在胜利之后，大多数民众能否适应民主?实在有太多的人，既不明了也不关心政治。而这样势必造成一种极危险的情势。
现在我不想打肿脸充胖子，说我们已有了所需要的全部的民主。我们还沿用一种可笑的等级制度；特权占有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仍在操纵人民和政治，人民常常难於了解真相，……这些我都承认。可更明显的事实是，许多民众不会恰当地运用我们已占有的民主机构，而它的力量比他们估计的要大得多。他们正象传说中的傻瓜，抱怨自己被锁在门外，却忘记了他口袋里起码有一把钥匙是他从未用过的。
其中一个麻烦，就是叫作“我们和他们”的思想习惯。对於军人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军中他们只能服从命令，走到这儿又到那儿，做了这件又做了那件，因为一个莫测高深的上司要实施其计划。但如果把“我们和他们”的思想习惯带到民众生活中，就大错而特错了。事实上，并非有什麽神秘的“他们”在告诉我们该怎麽作，而其余的人只能唯命是从、糊里糊涂地“我们”。只要我们有决心、有毅力，就可以有我们所喜欢的政府，并且可以看著这政府作我们大多数人所要它作的事。权力是握在我们手中的，只须我们肯诚心使用它。
我们必须使用它。在这国度中，大多数人，尤其是妇女，把政治看成游戏和嗜好，这真是一种可怕的观念。政治支配著我们的生活，它使我们卷入或脱离战争，它决定男人能否有固定的职业、女人能否有温暖的家、孩子有没有机会健康成长……。你可以对政治毫无兴趣，可你必须确信：政治对你却太有兴趣，政治绝不会因为你对政治不关心而放过你。所以，假如你不想作戏台上一具可怜的傀儡，给别人随心所欲地推来推去，你就别无选择——必须关心政治。这其实就是关心你自己。
人们在政治上感到迷茫，感到孤立无助的原因之一，当然是因为现代生活太复杂，许多问题只有专门家才能正确地观察和分析。要得到最基本的知识，对常人来说往往是很难的。可这仅仅意味著：如果我们因此而放弃自己的权柄，那就活该我们倒霉，权柄必定为人所掌握——不是我们大多数民众掌握，就是极少数野心家垄断。德国人民放弃了，希特勒和他的党徒们就把它抢夺过去。要是我们宣称权柄对我们来说太深奥太麻烦而效法德国人民，那你就乖乖地让希特勒式的野心家来独占吧，而他们必定凭借它变成奴役我们的永久的主人。
我们仍旧听到呼唤领袖的声音。对这种呼唤不以为然，我要算一个。很自然地，在叁十六行中，行行都有领袖，而民主的团体当然也有被选举、被信任的代表。但有领袖是一回事，“领袖们”所做的一切都比其它人英明这种想法，则是另一回事。民主就植根於一句老话之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让人民讨论、合作组织集体行动，不只成群结队地跟著领袖走；这样才会迎向光明。
民主，和别的生存方式一样，也有它独特的技巧。而且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比方说吧，如果我们的正当要求被拒绝了，我们就要去争取。这时我们就需要学习虽然麻烦却决非学不到手的关键性技巧，就是把利害相同、愿望相近的人联合起来，共同讨论，再拟定一个共同步骤。而这就需要妥协——求同存异——以求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最没用的人就是想得到所需的一切的人——若是得不到一切就生气而走开，不顾惜他方的愿望，不尊重他方的意志，因而永远没有巩固的盟友。在我们这个国度，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知识丰富，也不乏精辟见解，可他们自我拯救的种种努力却终归无济於事，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民主的技巧——怎样去与别人联合，也就是怎样达成妥协而实现互助互利。
我们一定要洞察我们的病症所在，调整原有的计划，而去发现一个公理。谈判、辩论，乃至怎样开会、怎样写决议案等细节，所有这些无疑既费时又繁琐。可是虽然如此，它们毕意是民众自己主宰自己所必不可少的，是民众生活的艺术。有了热诚、坚韧的品性作后盾，它们就不但不会使人讨厌，反而会成为世上最具威力的武器。我们知道了自己需要哪一种候选人，就必须坚决地推选他，这样才能使国会代表我们的意志。不然你就别抱怨你的政府，因为你从没有费过一点心机，用於挑选你所需要的正当的人。
可是必须牢记：产生效力的意志是群众的意志。仅仅千把人的团体所发表的共识，要比一百万个分散的个人的指摘，诅咒有力得多。所以加入一个什麽团体 ——或者组织一个新的吧!然后你的意志才能有机会变得更有力，你的活动才能有机会产生更大影响。你才可能移山填海。
我们的政府其实还算是对人民的意志感觉相当敏锐的。但有些组织精密的少数人，能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而实现其意图，就因为他们组织精密。
……
我们可以支配自己的命运，要是我们愿意这样做的话，因为我们握有这种权利。可这权利一定要运用适当。我们参加战争就为了这权利，若是不运用它或是运用不适当，那末有一天我们会大梦初醒，发觉它已不知什麽时候消失了，男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女人为之含辛茹苦的自卫法宝，我们已轻轻放弃。所以我们必须警觉、必须努力，而努力的时间，就是——“现在”!……
——《新华日报》1945年9月11日 文字略有改动
28.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
万里长城和海洋都阻止不了世界潮流，今天已经是人民的世纪、民主的时代了，一个国家不能孤立在民主的大潮流之外，於是中国必须而且必然要实现民主了。那麽我们要问：如何才能实现?
曾经有一种看法，以为民主可以等人家给与。以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给人民，於是就有了等待这种“民主”，正如等待二百万元的头奖一样。但是中外古今的历史都证明了，民主是从人民的争取和斗争中得到的成果，决不是一种可以幸得的礼物。
还有一种看法，是把一国的民主可以由国际条件来决定。固然民主潮流普遍於全世界，而一个民主的中国将不仅对中国有好处，也对世界有好处。这种国际形势是有利於民主在中国的实现。但是世界的民主潮流是由於全世界每一个国家中的人民卫护自己的权利、并抗击逆流而争取来的。中国人民假如放弃了自己的责任，专一依靠国际条件来促成中国的民主，这也正和依赖外援来获取抗战胜利同样是不可靠的。
此外也有一种看法，是把中国的民主问题当做只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之间的问题。固然国共两党间的关系是目前国内政治生活中主要的、甚至是核心的问题。但是实现民主是全国人民所共同要求的事，在国共两党以外还有许多党派和无党无派的个人，还有更广大的人民，他们都反对专制，都要求民主。实现民主是有关广大人民的事，也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的力量。人民一定要积极起来，主动地参与国内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反对实现民主的一切障碍，中国才能真正走向民主之路。
由於无数次的实际经验和教训，中国人民已经渐渐摆脱了这种种不正确的看法。他们由等待而失望的经验，使他们懂得了要民主就得用自己积极努力来对中国并对世界负责，这样才能在有利的国际条件下实现中国的民主；他们不再袖手旁观站在国共两党之外，他们知道在民主团结问题上，他们并不是旁观的第叁者，而是应该发挥主人翁的决定作用的。
人民要发挥这种主人翁的作用，就一定要坚决地依据民主原则，在有关全体人民利益的国事的一切具体问题上，有所判断、有所主张，然后为了自己的所信而行动。
在参加民主斗争的人民中，包含著各个不同的阶层，有最广大的工人和农人，也有小资产者、自由资产者、开明绅士及其他爱国分子。在某些个别的问题上，他们相互间会有不同的意见，但在有关整个国事的问题上，他们的主张和行动是可以而且应该一致的，只要他们都能坚决地执行民主的原则。这种一致性不是这一部分人服从那一部分人，而是大家共同服从民主的原则；服从民主的共同原则也不是牺牲个别的利益，因为民主的原则也就是整个国家民族所渴求的原则。
人民大众要用民主原则来团结自己，来反对民主的阻碍。没有任何名义可以改变或歪曲人民大众的民主原则。法统主义麽?人民大众要根据民主原则来检视这种法统是否还应存在。权威主义麽?人民大众也要根据民主原则来检视这种权威是否值得尊重。只有民主原则能够决定人民大众要赞成什麽、反对什麽，要做什麽、要不做什麽，也只有民主原则才能解决问题、转变时局。
中国人民已经看出了自己的力量，看清了国际潮流，并且懂得了如何发挥自己的力量；於是他们就要以主动积极的态度，以明确和坚决的精神，根据民主原则来参与国事，来掌握中国的命运；这样一个民主的新中国就一定要实现。
——《新华日报》1945年7月3日
29.为民主拚命
黄炎培先生①在复旦大学关於宪政与民主的一篇泛谈，读来使人击节兴奋。这是黄先生最热烈坦白的一次言论，尤其值得我们重视。足见民主的要求已经达到高潮，激荡著人心。
黄先生说得好：“民主是不成问题的，一定要民主，怕的只是假民主。”又说： “我们是为民主而战，为自由而战，就一定要民主，要自由。”他更指出，不管别人是不是有诚意实行宪政，”“我们自己不动，休想别人把宪政的礼物送上门。” 所以他主张“为民主拼命”。最重要的一点，是黄先生痛切地大声疾呼：“民族的苦难日益严重，希望我们大家以后做人要改革作风。我以前作事也未免有些地方怕困难怕阻碍，今后要说就说，要干就干，良心以为该做的便做，认为不当做的便不做，绝对不做。要做民主国家的人民，这是起码的条件。”
这是完全正确的。叁心二意、口是心非或心非口是，都不是做人的方法，更不是争取民主的作风。要争取民主，就是要从改变这种怕困难怕阻碍的作风做起，要取於拼命。
黄先生的话，是值得我们记取的。
——《新华日报》1944年6月2日 短评
黄炎培（1878—1965），江苏川沙人。中国民主同盟主要发起人之一。建国后曾任政务院副总理等职。
30.工程师和民主
韦 华
离开大学我便在黔桂铁路服务，到这一次狼狈逃难止，恰恰叁年半。在这叁年半中，我测量过路线，监造过桥涵隧道，最后我主管一个军用车站，赤著脚在水田里看经纬机，修了马路，建了站台，造了好几所房子。可是曾几何时，这些都崩塌了，破坏了。
修这条铁路为的什麽呢?为的运输物资、军队，为的打日本。但……假如湘桂等地工厂机器运不出来，而只是替特殊阶级运输桌椅沙发，那麽又何必修它呢?!假如…… 假如有更有效的方法能使这铁路多保存几时，能使桥涵隧道车站多保存几日，为什麽不去做呢?!工程师就专为的是修路和破坏路吗?多少人都认为科学技术与政治无关，工程师不必去管政治，现在应该看出关系是如何密切。要是政府尽了最大的努力去保存这铁路，去保护这些铁路上的员工，要是军民关系搞好了，民众组织起来了，军队生活改善了，铁路员工本身就是一个战斗单位，我相信我们的铁路是可以多用几日的，我们的工作意义当更大些，要做到上面这几点，单单局部改革没有用……；必须真正做到民主动员，必须有民主政府持行并保障一切民主的措施，这真理还不简单明了吗? ——《新华日报》1945年1月18日
31.关心政治犯牧颊
—— 一位工程师的话
我们机关里新近来了一个同事，是工程师，我们是个文化机关，和他所学的风马牛不相及。再打听一下，他在国内大学毕业，又在日本、德国留学多年，专攻航空工程，因为不善逢迎，先后被几家工厂和某机关赶跑了。有一次，他对我们发感慨道：
“我过去以为切切实实学点有用的技术，就可以报效国家，用不著关心什麽政治。但现在我知道，这是行不通的。你不关心政治，但政治却来影响你。一种不良的政治，它到处会排挤你，压迫你；使你有天大的本领，也无用武之地，不仅报效谈不上，甚至连生活都发生问题。因为人家讲究的是派系、背景、吹拍，迎奉等等，用不著你的本领呵!这种残酷的现实，迫使我觉悟到：无论学什麽的，都必须关心政治，进而争取改良政治，所以我以后决心跟随大家多多研究政治。” 没有良好的政治，学什麽技术，也还是没有保障。
——《新华日报》1945年3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