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一个国民党伞兵的军旅记录http://hahalai666.blog.163.com/blog/sta ... 121228110/
国民党伞兵训练照
内容简介：
本书的体裁不属于小说，作者严格尊重史实，从过程到细节，全部来自战场的回忆和记述，无一杜撰。作者的笔法几乎是超自然主义，其真切实感，如挟读者亲临其境，战火硝烟，厮杀呻吟，耳濡目染着你。但也不能算是传记，为让读者更广泛的体验战争，作者将数个人物原型的素材通用，时空剪接，兼采小说和传记之长，超真实地还原一个战争全过程，这是作者的创举，也是该书的特色所在。
书的主人公叫蔡智诚，出身于贵州殷实之家，抗战后期参加国军，当上一名空降兵，经历了惨烈的松山战役和南京受降仪式。后在国共内战中，他又亲历豫东战役和淮海战役，九死一生，负伤被俘，逃脱后再被裹挟起义，直到1949年退役返回故乡。书以“蒲公英”，为名，既是伞兵空降战场时浪漫凄美的生动写照，更寓意战争年代普通军人命运之飘零无助。
古今中外的军事著作浩如烟海，优劣各异，但在敌我之分上面，没有含糊的，皆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作者无论实写或虚构，重点不外乎突出我方勇敢顽强和敌方的凶狠残忍，撩拨读者热血沸腾或感慨流涕。然而此书在这一点却给颠覆了！共产党人反手写国民党，主视角出自战争中的敌军官，敌人眼中的敌人才是神圣的我方。一个人物位置的调换，读者敌我难辨，爱恨拧巴，情感无从代入，战场上的持枪者全是龙的传人了，每一粒夺命的子弹都让人战栗，所有倒下的身影都让人痛惜，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引子
小时候就知道蔡智诚先生当过国民党军官，因为我曾经看见他被捆起来游街，头上戴着高帽，胸前挂着大牌子。
后来又听说他平反了，得了“起义证书”，还补发了好多工资，忽然变得特别有钱。那时候电影院里正在演《野火春风斗古城》，大人们在看完金环和银环的故事之后回来就说：“老蔡原来是和‘关团长’一样的好人呵！”于是就有许多热心的大妈大婶给蔡先生介绍对象，动员他续弦。而我们这些小孩则屁颠屁颠地跟在他身后嚷嚷：“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蔡先生只好尴尬地笑。
再后来，蔡先生就退休了。一个人在家里种桃树、养兰花、喂金鱼，侍弄一些不吵不闹的小玩意，孤孤单单，自得其乐。再再后来，当我偶然得知这位安静的老头儿居然曾经是中国军队最早的空降兵，不由得大吃一惊，急忙和几个朋友找上门去：“伞兵呵！特种部队呀！老蔡先生，给我们讲讲故事吧！”
这时候，老人家已经得了帕金森病，语言和行动都有些障碍。他坐在藤椅上，看看院子里的花，又望望天边的云，许久许久才嘟哝了一句：“这伞兵嘛，就像是战场上的蒲公英……”
第一章 不想上学了
1944年初夏，二十二岁的蔡智诚不想上学了，他要去当兵。
蔡智诚是贵州人，家住遵义老城琵琶桥（今贵州省遵义市红旗路），他家的斜对面就是黔军高官柏辉章[ 柏辉章，贵州遵义人，抗战期间曾任国民党102师师长、88军副军长、赣南师管区司令等职，后赋闲在家，1949年在遵义参加起义。]的公馆，如今那里已成为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会址。
蔡智诚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大哥蔡智明1938年在武汉战役中牺牲了；姐姐蔡智慧已经出嫁，在“美国援华协会”当医师；二哥蔡智仁毕业于陆军辎重兵学校，是国民党交通二团的营长；而蔡智诚的孪生妹妹蔡智兰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跑出去参军，结果在战场上失去了音讯。
1944年，蔡家的年轻人中只有蔡智诚还在学校里读书，这倒不是因为他不想工作或者胆子小，而是父母觉得家里应该留一个“守门的”。蔡老四是长辈们公认的最乖巧听话的孩子，应该老老实实地把大学念完，然后成家立业才对。
蔡家祖上是湖北人，清朝乾隆年间来到贵州，先是在官府做幕僚，后来又经营盐号。贵州是个不产盐的地方，食盐完全依靠川滇两省供给，而遵义这里是川盐入黔的集散地，蔡家在这里开办“恒升永”商号，兼营盐业、布匹和杂货，很快发了大财。但正所谓“富不过三代”，到了蔡智诚的父亲蔡式超这一辈，蔡家的家道就渐渐衰落了。
蔡式超是厦门大学的第一批学生，在华侨创办的大学里受过几年的“商学”教育，虽然没学到多少经商的本事，却树立了“实业救国”的思想。回到家乡就下定决心当农场主，向陈嘉庚学习。刚开始，他和厦大同学何辑五[ 何辑五，贵州兴义人，何应钦的四弟，曾就读于贵州讲武堂、厦门大学，历任国民党第一军管理处长、中国航空公司副董事长、贵州省民政厅长、建设厅长、贵阳市长，1949年逃往台湾。]一起改良茶种，开办了一个很大的茶场。在当时，贵州种植茶叶的人很少，蔡同学与何同学希望用茶叶这种“新型经济作物”替代盛行于贵州的鸦片，觉得这既能挽救家乡风气，又能振兴地方经济，真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双丰收。
从理论而言，两位大学生的思路是可取的，但从实际上却根本办不到——兴办农业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可贵州一带却战事频繁。黔军、滇军、川军、中央军，民团、土匪、青帮和洪帮来来去去，今天这个拔苗，明天那个刨坑，试验农场的苗圃里好不容易长出了几片茶叶，还没等收获就被别人抢跑了。折腾了几年，不仅茶园毫无收获，就连何辑五也在军阀混战中被赶出了贵州，原本雄心勃勃的农业改革试验于是就此收场。
做不成农场主，只好改当企业家。蔡式超先是开了家肥皂厂，希望帮助乡亲们养成讲卫生的好习惯，结果造出来的“卫生肥皂”黑不溜秋，根本卖不掉，只得关张。接着他又开设酒精厂，初衷是想用工业酒精替代汽油，“甩掉贫油国的帽子”。但是，酒精醇度要到95度以上才能够开汽车，蔡式超搞了几十个大铁皮罐，蒸馏来蒸馏去，怎么也超不过94度，只能当医药酒精用——不过这也歪打正着，抗战爆发了，前方需要大量的医用酒精，蔡老板于是不计成本地把一批批的产品送往前线。没过几年，家业就被他折腾得差不多了。
时间到了1944年，大后方的物价飞涨、人心浮躁、社会混乱，民众对政府极不信任。
其实，抗战之初的情形并不是这样的。那时候的国民党军队虽然一败再败，但国民党的表现还算不错，军人不怕死，官员也耐得住艰苦。所以尽管局势严峻，但社会各界却很团结，人民积极支前，踊跃参战，处处呈现出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蒋委员长的形象也空前的伟大。
可后来就不行了。自从美国参战以后，国民政府就像是松了一口气，所有的老毛病都回来了。争权夺利、拉帮结派、腐化堕落……“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各种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行径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官员们的嘴里动不动就是“美国朋友”什么的，好像打日本不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反倒是帮美国人开辟第二战场一样。
老百姓并不怕吃苦受罪，怕的是当权者没志气，官员的堕落、政府的腐败、军队的无能，使人民对前途失去了信心。于是，先前的那种毁家救国、同仇敌忾的景象难以见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怨声载道和灰心失望。
这期间，云南和四川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潮，学生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当局的独裁和腐败。可是，浙江大学电机系二年级的学生蔡智诚却从来没有参加过“闹事”，在遵义，他不仅没有上街游行，就连抗议的标语也没见到过。
抗战时期，贵州是“政治模范省”，浙江大学也是“模范学校”。全体师生埋头学习、钻研业务，对政治运动敬而远之，校园内外显得风平浪静。
浙江大学是1940年迁到贵州遵义的（1946年回迁），当时的校长是竺可桢。
竺校长十分爱护学生。1942年，西南联大在昆明反对孔祥熙，邀请遵义的浙江大学也起来响应。当时，军警部队已在校外荷枪实弹，极有可能发生流血冲突。浙大的老师努力阻拦学生，结果却没拦住，被学生们冲出去了。于是，竺可桢校长举起一面小旗走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头，他说：“我不赞成学生的行为，但既然年青人上了街，我就要保护他们的安全。”
大学校长带头游行！这破天荒的举动惹得蒋介石大怒，竺可桢差点因此被撤职。从这以后，浙大的学生们就很少再参与政治活动了——他们不愿意给校长添麻烦。
虽然是在战争期间，但浙江大学的学习条件还是很不错的。
首先是书多、仪器多。浙大内迁的时候，全部图书资料和实验设备都完好地转移到了遵义。浙江方面还把“文澜阁四库全书”等珍贵文献也交给他们管理，这在内迁学校中是绝无仅有的优势；再就是钱多。蒋总裁是浙江人，有许多江浙籍商人和官员可以给浙江大学提供经费，使浙大有能力实施科研项目，还能定期从国外购买学术资料，物质条件得天独厚。
当然，更重要的是师资力量雄厚。浙大主张“文理兼修”，规定所有的名教授都必须上基础课，在大学一年级的讲坛上，可以看见校长竺可桢、文学院长梅光迪、理学院长胡刚复、工学院长李熙谋、农学院长卢守耕、研究院长郑宗海，还可以见到陈建功、苏步青、王国松、王葆仁、李寿恒、马一浮、何增禄、王淦昌、贝时璋、谈家桢、卢嘉锡……全是名震学界的大师精英。
抗战时期，遵义没有遭到过日军飞机的空袭，所以浙大的师生不必像其他学校那样“跑警报”，可以十分从容地在教室里或者小河边专心读书。于是后来，在遵义读书的两千多本科生里，有四十多人成为了中科院的院士——这其中当然没有包括蔡智诚，因为他刚读到二年级就去当兵了。
1944年6月，蔡智诚正跟着俞国顺副教授建造“发电厂”。
当时，遵义没有电力设施，教师备课、学生看书只能使用桐油灯，每个人的眼睛和鼻子都被灯烟熏得黑黑的，看上去十分不雅。电机系实验室的俞主任于是就决定搞一个小型火电厂，利用当地的煤炭资源发电照明。
发电房的“核心设备”是一台15千伏安的交流发电机和一台四缸45马力的煤气机，都是从云南淘来的二手货。几个人“叮叮咣咣”地修了一个多月，好不容易让它们派上了用场。
试运行的头几天，厂房里来了一个中央军校（抗战期间，国民党的陆军中央军校设在遵义）的教官，他说自己要结婚了，让发电厂给他的新房装两盏电灯。可是，这位军官的住宅与浙大的校舍是反方向，给他装电灯非得专门拉一条回路不可，于是俞国顺就没有同意。这下子教官火了，抄起军棍“乓乓”几下，把俞教授的脑袋敲了个洞。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教授被教官打了一顿也只能忍气吞声。俞国顺躺在病床上长吁短叹，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还说“看来雷海宗先生的理论是正确的，没有真正的兵，就没有真正的国民……”
俞国顺提到的这位雷海宗，是西南联大的历史学教授，他写过一本书——《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在当时影响很大。
雷先生的观点大概是：中国旧文化是“无兵的文化”，偏重文德，使人文弱。士大夫对兵戎之事不了解、不关心，致使流氓无赖充斥行伍，军队的素质低下，不能满足文明社会的要求。雷先生认为，“无兵的文化”使得国家“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没有国民，也就是没有政治生活”。所以他主张有知识的人应该去当兵，因为“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坦白光明的社会”。他倡议知识分子应该修炼“武德”，修正畸形的“文德”，以此来振兴民族的风气。
雷海宗的这个理论多少有点尼采的味道，虽然要求社会变革，却不反对军事独裁，所以得到了蒋总裁的赞成。当时，主管贵州党务的张道藩[ 张道藩，贵州盘县人，当代政治家、艺术家，曾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海外部长，1968年病逝于台湾。]拿着雷教授的书到浙大来搞宣传，“青年军”的政治部主任蒋经国也到学校来作演讲，提出了“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鼓动青年学子们去当兵。
可是，在浙江大学鼓动了半天，却没有人报名参军——这一方面是因为国民政府《兵役法》规定，在校读书的学生可以免除兵役；另一方面，浙大的校长和老师也反对学生从军。
浙大的教授们觉得，雷海宗的理论近似于“法西斯蒂”，是“以军国主义对抗军国主义”，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们主张青年学生应该好好读书，认为只有掌握先进的科学知识才是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最佳途径……
蔡智诚原本也是准备听从老师的教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可是，军校教官的几棍子，不仅敲破了俞副教授的脑袋，也把蔡智诚打糊涂了。他想，军队教官的素质尚且如此，士兵的野蛮又该到了何等地步，让这些流氓一样的军人保护国家，社会的文明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那天下午，蔡大学生带着这个困惑回到家里，没想到却又遇到另一件烦心事——姐姐被乱兵打伤了。
1944年夏天，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一败涂地，大溃退引发了难民潮。当时，在四川避难的人们听说湖南湖北败了，认为重庆很危险，就想往贵州和云南跑；在贵州避难的看见日军进了广西，恐怕中国军队抵挡不住，又想往云南和四川跑；而云南边境也在打仗，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了，昆明的人也觉得危险，也想往外跑……于是乎，位于云贵川三省要道的遵义县就成了难民聚集的中心。
遵义设置了许多“难民救济站”，五花八门。
一类是政府的民政机构，他们在衙门里办公，有赈灾款，可以征用民房，还能调动警察维持秩序。但他们要检查求助者的身份证、难民证和疏散证，对证件不全的不予理睬。逃难的民众大多没有携带证明文件，因此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从政府那里得到帮助。另一类救济场所是各省的“同乡会”。他们在庙宇祠堂里实施救济，不查证件，却要分辨口音，只有自己的老乡才能有饭吃、有地方住。
“美国援华协会”也在路边搭建了“救济棚”，设有治疗室、厨房、浴室和厕所。他们不查证件也不辨口音，每天提供两顿饭，但只接待老人、妇女和儿童，对青年男子概不欢迎。
蔡智诚的姐姐蔡智慧在“救济棚”里当医生，负责救治女性患者。她的工作区域是不许男人进入的。可就在那天上午，棚子里突然闯进来几个士兵，翻箱倒柜，吵着要什么“盘尼西林”。蔡智慧一边赶他们出去，一边解释说这里只是个救济站，没有那么贵重的药品。当兵的火了：“美国人的地方，怎么会没有西药？”还说“老子在前方打仗，你们把贵重东西都偷去卖了！”骂了许多难听的话，还把蔡医师给打伤了。
蔡智诚赶到医院的时候，看见姐姐的病床前聚着许多同事，好些人气得直哭。“援华协会”的负责人马力（Mariotte）先生正冲着遵义县县长大吼大叫：“中国的军队太糟糕！中国的军人太野蛮！”那倒霉的县长只有连连点头，保证一定“严惩肇事的歹徒”。
看到这个场景，蔡智诚的心里十分难过。他觉得，马力先生骂县长，实际上也是骂了所有的中国人。
当天晚上，在留给父亲的信中，蔡智诚这样写道：“国家沦落到如此地步，军队堕落到如此地步，处罚几个犯罪的士兵有何成效？而今看来，雷海宗先生所言极是，知识者应投身行伍，努力改造旧军阀之流氓习气……需要以文明之思想兼勇敢之精神建立起新式高尚之军队，方能切实承担保护国民之重责……”
于是，这个二十二岁的大学生拿定主意不念书了，要去“改造旧军队”。
第二天，他跑到教务处办理退学手续。浙大的训导长费巩[ 费巩，江苏人，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抗战期间担任浙江大学训导长，1945年被军统暗杀。]听说蔡智诚准备去参军，考虑了一阵，在申请书上批示：“准予休学”——算是给他保留了学籍。
就这样，1944年6月，浙江大学电机系二年级的蔡智诚弃笔从戎，满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走上了抗日的战场。
注：
柏辉章，贵州遵义人，抗战期间曾任国民党102师师长、88军副军长、赣南师管区司令等职，后赋闲在家，1949年在遵义参加起义。
何辑五，贵州兴义人，何应钦的四弟，曾就读于贵州讲武堂、厦门大学，历任国民党第一军管理处长、中国航空公司副董事长、贵州省民政厅长、建设厅长、贵阳市长，1949年逃往台湾。
张道藩，贵州盘县人，当代政治家、艺术家，曾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海外部长，1968年病逝于台湾。
第二章 去云南投军
离开学校，蔡智诚就琢磨着到哪里去报名参军。
按理说，招兵的地方多得很，县、区、乡各级公所都在办理兵役。遵义当地就有个“师管区”，下设好几个“补充团”，隔三岔五地往前线送人，可蔡智诚却不愿意在那里报名，因为“遵义师管区”的新兵是补充到黔军部队的，这不符合蔡智诚的志向。蔡大学生的理想是参加“青年军”——蒋经国主任在浙大演讲时说过：“青年军是高素质的现代化军队，是民族的精英、国家的希望。”
想进“青年军”，最简便的办法是去找柏辉章。
1944年，柏将军正在家里赋闲，手里无职无权。但是，他先前担任赣南警备区司令的时候，赣南专员蒋经国是他的副司令。蔡智诚心想，如果请柏辉章写张条子，到青年军去找如日中天的蒋主任一定没有问题。
蔡家与柏家是街坊，两家大门距离不过四十米，彼此都是熟人。蔡智诚到了柏公馆，说明来意之后，柏辉章笑了笑，二话不说就磨墨捉笔准备写介绍信。可正在这时候，柏家的大爷柏继陶从楼上下来了。他对柏二爷说：“这事搞不得。蔡家老大在你手底下阵亡了，蔡家的幺妹也不见了，如今蔡老二还在前线扳命，你再把老四送上去，万一出了闪失，老街坊的脸面不好看。”
这柏继陶是个酱菜铺的老板，在琵琶桥边上卖豆瓣酱和熏腊肉，“柏家七杰”中只有他这个当大哥的没出过门也没当过官。可也怪了，柏家兄弟对这位土老财哥哥却十分敬重。就拿柏公馆来说，漂漂亮亮的一栋楼，柏辉章和弟弟们住楼下，楼上却只住着柏继陶一家人，真的把他当做了家长。
柏继陶对蔡智诚说：“蔡四娃，想当兵，请你爹来讲，年轻人不要东跑西跑的想精想怪。”
他这么一发话，柏辉章就放下毛笔伸懒腰。再想批条子，门儿都没有了。
没有介绍信，还可以到省城去想办法。
“贵州军管区”也有青年军的报名点，可蔡智诚却不敢去贵阳。因为这时候的贵阳市长是他父亲的老同学何辑五，蔡式超自己也正在省城的“管理委员会”当巡视员，蔡四娃倘若胆敢进城，被老爹“巡视”见了，非给抓起来送回学校不可。
无奈之下，只有另打主意——直接去云南投军。
只是去云南并不容易。公路上聚满了难民，绝大多数是准备去昆明的，这时候的客车车票要用金条来换，用钞票都买不到座位。蔡智诚当然没有黄金可以买客车票，他给父亲留了一封“告别信”，收拾起行装，然后就和普通难民一样在路边招手，找机会搭乘过路的货车。
路口上每过来一部卡车，都有无数的人拥上去讨价还价。货车的位置和客车一样紧俏，蔡智诚尝试了好多趟，次次无功而返。
折腾了一整天，傍晚的时候，终于让他等来了一个熟人——杨三。
这位杨三原先是蔡家老大蔡智明的马弁，蔡老大牺牲之后就跟着蔡老二蔡智仁学开车，然后就在交通二团当了个班长，从此不用扛枪冲锋还得了个发财的机会，因此对蔡家兄弟感激得不得了。
杨三的卡车正好要去云南的保山，听说“四少爷”想搭车，这家伙立刻就张大了嘴，露出一脸半哭半笑的表情。蔡智诚安慰他说：“你不用怕，该付多少钱我照给，总之不让你吃亏，反正在四楼给我留个位置就是了。”
“四层楼”是汽车兵的术语。抗战时期的车辆紧俏，军车出差时超载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通常，车厢的底部隐藏着一些违禁物资，这些走私品大多是长官交办的，沿途关卡心照不宣，只要不被人看见就好，这叫“一楼”；一楼的上面覆盖着规定运输的物品，这是“二楼”；在“规定运送物”的上边又摆放着各“公司商号”托运的零散物件，被称为“三楼”（三楼的运费是运输单位的外快，大家可以分成）；车厢的最顶上就是“四楼”，全都是些搭乘顺风车的大活人。由于货物堆得太高，所以必须把这些乘客绑在架子上，要不然，汽车一颠簸，人就会掉下来。
远征军通过公路进入缅甸。当然这和平常汽车运输四层楼的情景大不一样。
蔡智诚有个当汽车营长的哥哥，当然懂得这里头的名堂。可他这么一说，杨三反而更加尴尬了：“四少爷坐车是我的运气，我高兴都来不及，肯定请你坐驾驶室，哪里敢收钱。只不过刚才接到了命令，有个什么上校也要坐这辆车，不知道他同不同意搭上你一起走……”
既然如此，只好看情况再说了。
晚上九点多钟，杨三的卡车来到了约定的路口。
只见卡车车厢堆成了一座小山，顶上还有个木头架子，密密麻麻绑满了人。
驾驶室里的上校探出头来看了看，然后就有个中尉副官拎着皮带爬上车顶，老老实实地把自己捆起来，留出车头的位置给蔡智诚坐。
上了车，定睛一看，才发现这位上校原来是自家的熟人，老街坊王光炜[ 王光炜，遵义人，黄埔七期毕业，当过国民党师长，1949年12月率部起义，解放后担任贵州省政协委员。]，难怪这么客气。
王光炜原本是“遵义师管区”补充团的团长，这时奉调到远征军第8军军部，正准备去云南保山报到。蔡智诚一听说“远征军”就兴奋起来，犟着王上校，非要他介绍自己进青年军不可。
开车的杨三这时才晓得蔡智诚不是去昆明玩耍，而是要参军，顿时吓坏了，立马就想掉头把他送回家去。
幸亏王光炜上校十分支持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他告诉小蔡，青年军这时尚处于组建阶段，招录的大中专学生要先经过“三青团”的审查，如果稀里糊涂地跑去，人家是不收的。不过，他建议蔡智诚先跟他到103师入伍，再由第8军推荐去青年军。他还说，到时候，无论是205师还是207师，想进哪支部队都可以——这可把蔡智诚乐坏了，于是拿定主意，先去保山参军再说。
王光炜当了好几年的“补充团”团长，吃尽了招兵的苦头，现在突然遇到一个自愿入伍的冤大头，不由得十分开心，连连称赞“年青学生有觉悟”，谈话的兴致也就格外的高。
在路上，蔡智诚向王上校坦陈了自己对军队现状的看法，也解释了自己对未来的打算。王光炜却不置可否，他给蔡新兵算了一笔账：
遵义是贵州的大县，有五十一万人口，按通常比例，符合服役条件的人最多不过五万。抗战几年来，遵义县的服役人员已超过四万三，当地的征兵总量已达到极限。可现在，“师管区”和“军管区”给遵义下达的壮丁指标却提高到每个月一千，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处罚。怎么办？只有乱抓，看到青壮年男子就拖进兵营。
过去的规定是“三丁抽一”、“逢五抽二”，现在不论了，只要够条件就拉走；《兵役法》要求壮丁入伍前必须进行“国民军事训练”，现在也顾不上了，绳子一捆就往前线送。最早只是在乡下抓“黑脚杆”（农民），到后来，店铺的伙计也抓、工厂的工人也抓、无业的市民甚至外乡的难民也抓，反正遇见合适的就拉来。
为了躲避兵役，有的年轻男子把自己的脚搞断、把手指头剁掉，还有的装聋作哑、装疯卖傻。1943年，“遵义师管区”准备到兵工厂里抓壮丁，被厂方知道了，工人把大门一关，就在厂房里和军队打了起来。结果当场打死四十人，接着又判了十二个死刑，最后只征到了八名兵。这样的新兵送到部队，怎么可能提升军队的素质？但不送这些人去，又能有什么办法？
王光炜对蔡智诚说：“你希望改善军队的风气，我也赞成。但这个事只能等到打完仗以后慢慢搞，素质问题要从小娃娃抓起，现在的兵都是些‘棒棒脑壳’，教也教不会，就像石头窝窝里的‘赖包谷’一样，整不出好菜来。”
王上校还说，你入了军队，早晚也是当干部，要时刻保持威严，不用去和当兵的讲道理。军队和学校不是一回事，“棒棒脑壳”不开窍，你客气，他就以为你好欺负，七七八八的事情都惹出来，兵就不好带了。带兵就是要打要骂，再不行就枪毙，猛将手下出好兵，打仗的时候哪有时间去讨论思想问题……
蔡智诚一边听着前辈的教导，一边却在心里犯嘀咕。虽然还没有正式入伍，他就已经觉得军队的实情和自己原先想象的不太相同，但转念又想，王光炜说的是旧式军队，也许“青年军”这样的新式部队，会有更为高尚的精神面貌吧。
7月3日，卡车开到了云南保山。
快进县城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了一支正在行进的队伍，这是103师的309团，于是就停下车来打招呼。
309团的团长是陈永思[ 陈永思，贵州遵义人，曾任黔军王家烈部参谋，国民党103师309团团长，103师副师长、代师长，49军249师师长，1949年率部起义，解放后任贵州省政协委员。]，他与王家和蔡家素有来往，这时见到熟人当然十分高兴。
陈团长说，309团原本是驻守祥云机场的，刚接到移防的命令，大概是要向松山方向增援。接着，他拍了拍蔡智诚的脑袋，笑着问：“大学生，逃课不读书，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王光炜说：“蔡四娃想参加青年军，我准备在103师给他挂个号，然后就转到昆明去。”
陈永思说：“那没问题，蔡家的事给何军长说一声就行了，好办得很。不出意外的话，四娃明天就可以拿着介绍信去昆明。”
可这时候，蔡智诚却改变了主意。他让杨三把车上的皮箱拿下来，不坐车了，并且十分坚决地宣布：“我不去师部挂号，我要跟你们去松山打鬼子！”
第三章 国民党的新兵营
蔡智诚的参战愿望遭到了大家的反对。
陈永思说：“你现在还是个老百姓，怎么能够上前线？”
蔡智诚立刻表示：“那么你赶紧收我入伍！”
王光炜乐了：“入伍总要办个手续。再说，即使你当了军人，是否上前线也要听从官长的命令，哪能想去就去的。”
蔡智诚很不服气，心说，人家那些“棒棒脑壳”、“黑脚杆”，绳子一捆就当兵打仗了，怎么到了我这里就这么麻烦？
可是，王光炜和陈永思都不理睬他，自顾自走到一边，商量起公事来。蔡智诚郁闷得不行，只好找个话茬，把开车的杨三骂了一顿。
公路上，309团的队伍还在行进。这时候，队列里忽然有人喊：“四少爷！”蔡智诚循声望去——咦？是他以前的“小跟班”游湘江。
游湘江是蔡家厨师的儿子，比蔡智诚大两岁，小时候跟蔡智诚一起上学，每天帮四少爷背书包。不过他这个书童读起书来既不聪明也不刻苦，所以后来就辍学到工厂里当学徒，再后来又进了何知重[ 何知重，贵州遵义人，王家烈的表弟，曾任国民党103师师长、86军军长、46军军长，抗战后赋闲在家，1976年病逝于贵州。]办的军士队，打了几年仗，如今已升为上尉连长。
跟班遇见少爷，当然要聊几句。游连长听说蔡同学是来当兵打仗的，立刻大摇其头：“我们这些粗人打打杀杀是理所当然，你这个搞科学的贵重人也跑出来冒险，损失太大了……”
蔡智诚最听不得这种话，当即就嚷嚷起来：“国家是全体中国人的，你可以上前线杀敌，我也有义务报国！”几句话搞得游湘江和杨三都不敢再吭声，大家不欢而散。
下午，队伍进了保山县城。王光炜径直去军部报到了，陈永思团长则带着蔡智诚去103师的师部。王光炜原先在103师当过团长，这次到云南，估摸着自己可能是要接替这个师的师长，所以刻意“避嫌”，不想和现任师长打交道。
那么，蔡智诚这么个小青年参军，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师部呢？——这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系。
民国时期，贵州军政界的显要人物要么是遵义人（比如王家烈、柏辉章），要么是兴义人、安顺人（比如何应钦、谷正伦），前者比较“土”，后者比较“洋”。蔡家是遵义名门，与当地的土军阀素有来往，而蔡式超又在外面读过书，与何应钦的两个弟弟何辑五、何纵炎是同学，所以能够在“土”“洋”两边都说得上话。蔡式超本身是个“办实业”的局外人，与争权夺利没有什么关系，但传话送信的事情干多了，军界上层也都知道有个“爱管闲事”的蔡老板，多多少少总要给他点面子。
蔡家与何家是世交，蔡家的孩子称何应钦为“世伯”。而这时在保山，第8军军长正是何应钦的侄子何绍周[ 何绍周，贵州兴义人，黄埔一期生，曾任国民党税警第一总团团长、103师师长、第8军军长、昆明警备司令、第19兵团司令等职，1980年病逝于美国。]，所以蔡新兵与何军长可以算是世家兄弟，办理他入伍的手续当然就需要由师一级的单位经手了。
在国民党的大员中，何应钦的“私人势力”并不算强，直到抗战中期才拉起一支黔军班底的第8军。老何自己没有子女，因此就把第8军交给了自己的侄儿何绍周。可陈诚却看不过眼，愣是把李弥[ 李弥，云南人，黄埔四期生，历任国民党保安16团团长，96师268旅旅长，荣誉第一师师长，第8军副军长、军长，第13兵团司令等职，1973年在台湾病逝。]派到第8军来当副军长，从中掺上一把沙子。
第8军下属三个师，按战斗力排列依次为——荣1师、103师和82师。
荣誉第1师是由湘西和贵州籍伤愈士兵组成的部队，算是半个黔军。但这个师一直处于“陈诚系”的掌控之下，从师长到团长、营长都是陈诚和李弥的人，何军长根本就调不动；82师是贵州部队，师长王伯勋[ 王伯勋，贵州安龙人，曾任国民党82师师长、103师师长、整编第8师师长、39军军长、19兵团副司令，1949年12月起义，解放后任贵州省交通厅厅长、省政协副主席。]是何应钦的亲信。这个师虽然听从何绍周的指挥，但本身的战斗力太弱，所以何军长在第8军真正能指望的主力只有103师。
103师的前任师长就是何绍周自己，现任师长是熊绶春[ 熊绶春，江西南昌人，黄埔三期生，曾任国民党103师副师长、师长，整编第10师师长，第14军副军长、军长，淮海战役中阵亡。]。这熊绶春也是陈诚的亲信，因此，何军长就总是琢磨着要换掉这个师长。他给103师下命令的时候，经常越过师部，直接传达到各团，生生把熊师长给架空了。
这样一来，第8军总共三个师，一个不买军长的账、一个不买师长的账，还有一个实力太弱，其战斗力可想而知。
不过，蔡智诚当时并不知道这些派系纷争。在师部，他看见三十多岁的熊绶春师长愁眉苦脸，心事重重，外表比实际年龄老得多。
陈永思给熊师长介绍了蔡智诚，说了句“这是何军长的亲戚”，接着就和103师的副师长郭惠苍[ 郭惠苍，贵州遵义人，曾任国民党103师副师长、92军21师师长，1947年在东北被解放军俘虏。]商量起来，建议“先在师部安排一个书记官的职务，然后报送军部，推荐到青年军去任职”。
团长和副师长自作主张，师长熊绶春不置可否，皱着眉头一言不发，一副很不高兴的模样。
看见这个情形，蔡智诚心想：“熊师长一定把我当成了投机钻营的小人。”于是就主动表态说：“两位师长，你们现在很忙，我本不该来此打扰。蔡智诚到军队是来帮忙的，不是来添乱的，大战将至，个人的小事不劳长官费心，只要请派我上火线杀敌就行了。”
听到这番话，熊绶春的脸色明显开朗了许多，态度也和蔼起来。他询问了蔡同学的情况，用沙哑的嗓音说道：“你还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最好先去教导队锻炼一下，这样对你有好处。至于是留在本师还是去青年军，等训练完毕以后再作决定吧。”然后又和气地握了握这个新兵的手：“年轻人，好自为之，我们还指望你给军队帮忙呢。”
熊绶春的手软软的、湿湿的，说话的语调不高。这时候，蔡同学还没有养成行军礼的习惯，心里一激动，本能地给师长鞠了个躬。这不伦不类的礼节惹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蔡智诚不会想到，几年以后，在双堆集，他和熊绶春还将会有一次告别——依然是软软的、湿湿的手，依然是低沉沙哑的语调，依然没有敬军礼而是鞠了一个躬——只是，他没能实现自己的诺言，最终也没能帮上熊绶春的忙。
1944年2月，远征军11集团军在保山组织阅兵。
103师教导队实际上就是新兵训练营，蔡智诚在这里不知道算是个什么角色。他每天东游西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人管束他，更没有谁安排他站岗出操。
教导队里有一群新到的壮丁，据说本来有两千多人。可是从师管区送到这里就只剩下了一千三，一路上有的跑了，有的死了，侥幸走到兵营的也被折腾得气息奄奄像活鬼一样，离死也差不了多远。
以前，蔡智诚没怎么接触过贫苦农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些人，他首先的印象是“真能吃”——几十个大木桶装满了糙米饭，没有菜也没有汤，一眨眼的工夫就吃完了。壮丁们抹着嘴，东张西望，一副意犹未尽的表情，好像再来几十桶也照样能干光。
除了吃，别的本事就不行了。出操站队连前后左右都分不清，光是“向左转”和“向右转”就学了两个钟头，教官再喊一声“向后转”，这些家伙却不知道转身，居然“咚咚咚”地倒退几步，把蔡智诚的肚子都笑痛了。
蔡智诚也尝试着与壮丁们交谈，说些“你家在哪里？”“家里有哪些人？”之类的话。可这些新兵要么把脑袋埋得深深的，要么就睁着惊恐的眼睛不言语，仿佛不是在谈心而是在应付审问，弄得蔡智诚十分没趣。
隔了两天，教导队的许大队长找蔡智诚谈话，要求他不要和壮丁们那么亲近。
“为什么？”蔡同学十分纳闷。他还一门心思地准备教育新兵，提高他们的精神素质呢。
“老弟，在教导队就必须严、必须凶。你想，新兵都是些老百姓，不对他们凶一点狠一点，他们就觉得像在家里一样，吊儿郎当，如何能养成服从上级、遵守纪律的习惯？再说了，我们这里太客气，让他们把心放宽了，日后进了部队，遇到厉害的带兵官，这些人就会觉得受不了，到时候他们有武器有技术，一旦生了反骨就容易打黑枪、闹哗变，后果不堪设想……”
许大队长还说：“常言道，心慈不带兵。军队本来就是个舔血吃饭的地方，大家的脑门上顶着个‘死’字，个个都是打骂出来的。蔡老弟呀，天底下能有几个人像你有这么好的福气。”
队长的语气很委婉，可眼神却是冷冰冰的。蔡智诚能够感觉到，那眼神中其实还藏着另一句潜台词：“别忘了，你自己也是个新兵，少来这里冒充教官……”
于是，从这以后，蔡智诚只好离壮丁们远远的，再也不主动套近乎了。
新兵营里每天都有人死亡。
那些犯了过错的新兵，有的被吊起来打军棍，有的被拉到操场边上，“嘭”的一枪毙掉了，没有审判也没有记录。谁也弄不清弃尸坑里埋的是什么人，一条人命就这么消失在荒野之中。
又过了几天，教导队给新兵发枪，开始练习实弹射击。
靶场的四周架起了机枪，这是防备新兵借机哗变。在这样的氛围下，人们的心情十分紧张，各种事故也频频发生。
正在上子弹的时候，“砰”的一声，操作失误，后排的人把前排的打死了。新兵们顿时惊慌失措，吓得四散开来，谁也不敢站在前头。教官拎着军棍冲过去，劈头盖脑一顿猛揍：“怕什么！今天不死明天死，上了战场都是这样，不是打死别人就是被别人打死。”随即下令把尸体拖走，继续射击。
没过多久，“砰”又是一声，又是什么人动作失误，自己把自己打死了……练了几天枪，每天都要发生好几起类似事件。到最后新兵们都麻木了，死了人也无所谓，趴在血泊边上继续打枪。
于是，蔡智诚渐渐明白了军人们野蛮粗鲁的缘由——因为他们就是被这种粗暴的方法训练出来的——这样的训练，能够形成服从、恐惧和仇恨，却不能培养出忠诚、团结和友爱。
在新兵训练营里，没有亲切的交谈，没有笑声，没有歌声，除了长官的呵斥就是士兵的哭叫。这让蔡智诚觉得很难受，他实在无法习惯这种压抑的氛围。幸好，教导队并不干涉蔡智诚的自由，他可以随时溜出营地去散心。
1944年在松山附近山地上遥望惠通桥。
教导队是跟着103师行动的。两个月来，他们从保山县城移动到了惠通桥附近，已经能够听见松山阵地上的炮声了。
新兵营旁边就是第8军的野战医院，每天都有担架队在这里进进出出。但是，蔡智诚从没有进医院去看过，这时候的他还有点怕见血，怕听到伤兵的哭喊声。
蔡智诚比较喜欢到惠通桥头去看高射炮阵地。
在松山战役期间，设在高地用于对惠通桥等要害设施防空掩护任务的美式高射炮，均由美军士兵操作，期间击落从缅甸飞来空投补给及助战的日军战机多架。
阵地上有三门高射炮，每门炮都有一个美国兵负责指挥。因为日本飞机难得飞来一次，所以这些炮兵也就无事可做，整天躺在草地上晒太阳。过路的老百姓开玩笑，冲他们嚷“美国佬，快起床，日本鬼子打来了！”洋人们就“OK、OK”地爬起来，先跑到大炮跟前装模做样地用嘴巴发出射击的声音，然后又装成日本飞机的样子摇摇晃晃地栽倒在草地上。大家哈哈一乐，他们就继续晒太阳、睡大觉。
蔡智诚很喜欢这几个美国人，他觉得这几个外国士兵对中国老百姓的态度，比我们自己的军队还要显得和善得多。
在惠通桥附近，来来往往的老百姓很多，而且他们好像也不怕打仗。
在民国时期，中央政府行使权力的基本单位是保甲，保甲制度执行得严厉的地方，兵役任务重，税收负担也重。可云南这里的土皇帝是龙云，不怎么买中央的账，保甲制就有点行不通。云南人当兵只进滇军，不补充老蒋的部队，所以这里的征兵数量并不大，税赋也不多，到处可以看见青年男女逛来逛去，嘻嘻哈哈。
让后勤单位最头疼的就是当地的年轻人，因为他们会偷东西。军车停在路边上，稍不注意就被搬空了，连车轮子都被卸掉推走。虽然很快就能在地摊上找到这些失窃的物品，可那需要再花钱买回来。龙云十分袒护云南人，蒋委员长当时也不敢得罪这个土皇帝，所以中央军也就拿偷东西的人没办法，只有自己多加小心，注意防范。
当然，当地民众还是积极支援中国军队抗战的，松山前线的弹药物资全靠云南马帮进行运输。腾冲这里的少数民族比较多，男女平等，所以马帮队伍里既有小伙子也有大姑娘，男男女女打扮得花枝招展，有说有笑，一副开开心心的样子，知道的晓得他们是要上前线，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去赶集呢。
有一段时间，马帮运送的全是炸药。没过几天，就听男女青年们回来说：“好厉害的爆炸哦，整座山都蹦起来了。”那份高兴劲，就像是看了一场精彩的大戏一般——蔡智诚这才知道，82师实施坑道爆破，把松山主高地打下来了。
82师拿下了松山主高地，而103师却仍然在打攻坚战。
松山战役战后残垣，其中日寇尸骨累累。
几乎每天都有军官到教导队来征调补充兵，新兵营里的壮丁几乎被调光了，可蔡智诚却还是闲着——许队长就是不点他的名。
不过，蔡智诚也不是无事可做。那些日子里，他正在研究“新式武器”。
8月份，103师装备了一批火焰喷射器（当时叫“喷火枪”），新兵训练营也领来了几枝。在这以前，教官们谁也没见过这玩意儿，都不知道怎么操作。好在箱子里有一本英文说明书，蔡智诚能看懂，折腾了一阵就把所有的机关都弄明白了。
“喷火枪”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两个15升的罐子，一个装凝固汽油（普通汽油中加入凝固粉）、另一个装压缩空气，油料经过软管压迫进喷枪，击发点火之后就喷射出去。火焰的温度超过了600度，虽然不能把钢铁融化，但是能把铁烧红。
蔡智诚反复试验了好多次，发现教导队的这几把喷火枪都不合标准。说明书上说可以喷射80米，实际射程只能达到40米；书上说标准射击能重复八到十次，而实际最多只能击发六次。这大概是由于压缩气瓶不过关，造成压源的力量不够，所以实战中需要配一个助手，背着补充气瓶跟着跑。
9月初的一天，蔡智诚正在教导队门口闲坐，突然看见王光炜上校跑了过来，冲着许队长直嚷嚷：“你这里还有多少兵？全都给我拉出来！”
这时，新兵营里只剩下几个傻头傻脑的“歪瓜劣枣”，让他们上前线简直就是送死。蔡智诚急忙扯住王光炜，一个劲地要求：“带我去！带我去打仗！”
“你去干什么？学会放枪了么？”
“我早就会打枪了，我还会用喷火器，比他们都强！”
听说蔡智诚懂得使用火焰喷射器，王上校想了想，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带上喷火枪，跟我走。”
于是，从这一天起，新兵蔡智诚就正式踏上了战场。
第四章 大战前夕
来教导队的时候，王光炜带了一封信，是蔡智仁写给蔡智诚的。
二哥在信里责备了弟弟擅自离家的“卤莽草率”，并且告诉他，自己已经受荐担任戴之奇[ 戴之奇，贵州兴义人，黄埔四期生，曾担任陈诚的随从参谋，历任国民党103师副师长、121师师长、18军副军长、青年军201师师长、整编第69师师长，1946年12月战败自杀。]的副官，因此让蔡智诚立刻搭乘交通二团的军车返回贵阳，以便兄弟俩一同前往18军。
蔡智诚问：“戴之奇是谁？”
王光炜介绍说，戴之奇刚刚被提升为18军的副军长（军长胡琏），这18军属于“中央嫡系王牌”，胡军长和戴副军长都深得蒋总裁的器重，追随他们应该是很不错的选择。
可蔡智诚却显得满不在乎：“18军又不是青年军，没意思，我不去。”
王光炜不禁笑了起来：“那好吧，你就带上喷火枪，跟着我们杂牌军去打仗。”
蔡智诚没有想到，几个月后，戴之奇又改任“青年军第1师”（201师）的师长，自己当时的这个决定反而是错过了参加青年军的机会。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后悔，因为虽然他错过了201师，却赶上了另一场名留青史的战斗——松山攻坚战。
如今，“松山战役”已成为抗战史上的经典范例，战役的背景、过程、战果，甚至双方的伤亡数字，在书上有、报上有、电视上有，网络上更容易查到，所以也就用不着我在这里再啰嗦了——只不过，很少有人知道，攻克松山、歼灭日军的中国军队，并不是蒋系的“精锐王牌”，而是杂牌黔军的一帮贵州兵。
松山战斗是于1944年6月初打响的，首先担任攻击任务的是71军（代军长陈明仁）的新28师。这个新编28师也是黔军，由黔南六县保安团改编而成，虽然号称“远征军”，其实战斗力很一般。他们攻了一个多月，伤亡很大，进展很小，于是就调来第8军的贵州老乡接着干。
贵州的山多，老百姓出门就爬坡，所以黔军的山地作战能力相对较强。抗战期间，无论是在湖北、湖南还是在江西、广西，贵州部队不是攻山头就是守山头，反正总是与山隘阵地打交道，因此让第8军来啃松山这样的“硬骨头”，的确比较合适。
日军松山滚龙坡防御阵地群示意图，皆标注各个高地名称与方位。
松山阵地周围25公里，防御体系分为松山顶峰、滚龙坡、大垭口和长岭岗四个部分，但其实这几个区域的日军碉堡、坑道都是彼此连通的，可以互相支援。
第8军于7月中旬接替攻坚任务，战斗力最强的荣1师主力随即被李弥带去增援龙陵方向，只留下一个荣3团（团长赵发毕）。可如果没有李副军长发话，何军长也指挥不动这个团。所以，攻打松山阵地，主要还是靠103师和82师。
打下滚龙坡的国军部队。
103师负责攻击松山滚龙坡、大垭口和长岭岗。7月底攻下了滚龙坡，但是把307团打残了；8月初再攻下大垭口，又把308团拼光了；最后还剩下个面积最大的长岭岗，何绍周留着103师309团，舍不得打了。
82师的战斗力本来就比较弱，他们围着松山顶峰冲了一个月，死了好多人，就是上不去。到最后，82师副师长王景渊[ 王景渊，贵州贵阳人，曾任国民党103师副官主任、团长，82师副师长，85师师长，49军副军长、军长，1949年12月起义，解放后担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想出个主意，在松山主峰底下挖坑道，埋上五六吨炸药，搞了次抗战史上规模最大的工兵爆破，“轰隆”一下掀去半个山头，把子高地上的日本鬼子全震死了，终于于8月20日拿下了松山顶峰。
主峰拿下了，剩余的日军就全部集中到了长岭岗。而这时，103师和82师也已经筋疲力尽，何绍周只好把副军长李弥请来当“松山前线总指挥”，意思是让他把荣1师带回来打松山。
李弥回来了，但没带部队，而是指派103师309团担任攻坚。
素有国军“五虎上将”之称的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上将。
1944年5月5日，卫立煌在炮兵总指挥邵百昌中将（手指前方者）陪同下于怒江东岸山头观察西岸松山日军阵地。着浅色咔叽布军服、不戴军帽者，为远征军参谋长萧毅肃中将。
8月26日，309团付出三个营长全部伤亡的代价，总算冲上了长岭岗。部队刚杀上山头，李弥就向卫立煌报告：“我军收复松山！”可他刚放下电话，日军一个发击，309团又被赶下来了。李副军长恼羞成怒，指责309团团长陈永思“擅自放弃阵地”。远征军总部随即打来电话，命令第8军枪毙陈永思，即日收复松山。
部队打光了，亲信团长还要被枪毙，何绍周军长顿时火大，当场把电话机给摔了。于是，卫立煌就写了个条子给他：“绍周，切勿以熟相欺。”——意思是说你别以为自己有个陆军总司令叔叔就了不得，完不成任务照样军法从事。
何绍周也知道这事情开不得玩笑。蒋委员长已经下了死命令，“9•18”国耻日之前一定要拿下松山，否则团长师长军长统统吃不了兜着走。
于是，第8军就拼凑起最后的部队，有309团、307团的残部，还有荣3团和82师246团的余部，总共两千人左右，先锋官是谁呢？——王光炜。
王光炜这时候还在军部闲着，没有职务。他的资历比团长高一点，比师长低一点，既是黄埔生又是贵州人，担任这个突击队长倒是挺合适的。并且，他当先锋官还担着一个责任——何绍周暂时压着“枪毙309团团长”的命令不办。如果王光炜能把松山拿下，陈永思的命也就能保住；如果这一仗打输了，两个遵义老乡的脑袋一起搬家。
蔡智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地跟着王光炜来到了309团。
309团驻守在松山大垭口。一走进团部，陈永思团长就迎了上来，紧紧攥住老王和小蔡的手，热泪盈眶，连声说：“好朋友啊！真是自家兄弟啊……”一副感激涕零的样子，把蔡新兵弄得莫名其妙。
在团部，王光炜告诉大家：“这次行动，309团只接受何军长的直接调遣，除了军长本人，军部和师部所有的电话都不要理睬。”——这等于是把前敌总指挥李弥抛到一边去了。
陈永思和309团的军官此时正恨透了李副军长，对这个指示当然十分拥护。
按照王光炜的计划，此次攻坚，由309团率先发起进攻，先攻克长岭岗的竹影山，其他部队再陆续投入战斗。
陈永思团长说，他已经把309团的剩余兵力编成了五支敢死队，除了他自己亲自上阵，副团长周志成也带一支敢死队。王光炜听了以后笑着说：“好啊，给我一个队，我也当个敢死队长。”
然后，几个人就趴在地图上开始算账：冲到这里还有多少人，冲到那里还剩多少人……一边算，一边还在纸上记数字。
蔡智诚在旁边看了半天，看不懂，于是就问：“你们怎么知道什么地方有多少人？”
陈永思说：“你以为只有上大学才需要数学呀，打仗也要靠计算。”他拿着一把尺子在图上比划起来：“你看，根据地形，在这么长的距离上，第一冲击波将会损失百分之八十，第二冲击波会损失百分之六十，第三冲击波……然后再继续攻击这一段，第一冲击波又将损失百分之六十……”
蔡智诚顿时觉得地图上的数字太可怕了——那些百分比对于军队来说只是胜负的概率，可对个人而言可就是百分之百的性命呀！
过了一阵，309团的军官们来开会了。因为前几天的损失太大，今天到会的只有两个副营长和七八个正副连长。
陈永思团长说：“这一次，我准备战死疆场，王老兄和蔡老弟是生死朋友，他们特意赶到这里与我共患难，你们愿不愿意陪我一起死？”
营长连长们都说愿意死。
王光炜安慰大家：“打了胜仗就不会死。”根据他的解释，日军已经筋疲力尽，肯定挡不住五个波次的攻击。如果我军第一、二波接近阵地后坚决顶住不后退，第三波就能够站稳阵脚，等第四波到达的时候，战局就赢定了——他还说这是法国拿破仑的打法，绝对没有问题。
王光炜说，古代孙武子吴宫练兵，妇女尚且能上阵杀敌，何况我们这些男子汉。大家要精忠报国，置死地而后生，并且宣布：“在战斗中，如果哪位兄弟发现我临阵退缩，可以打死我而不算犯法；反过来，如果你们有谁畏缩不前，同样枪毙，绝不宽恕……”
接着，王光炜又当着大家的面给各部队打电话，约定第二天拂晓前发起攻击。他要求战斗开始后，协同进攻的各团首先实施佯攻，掩护309团的突击队，当309团的第三波（王光炜本人在这一波突击队）冲进敌阵地时，打出三发红色信号弹，其他各团随即转入主攻，一举攻克长岭岗。
军官们开会的时候，蔡智诚也坐着旁听。他觉得经过陈永思的精确计算，再经过王光炜的科学布置，打赢这一仗完全没有问题，心里十分踏实。
散会以后，蔡新兵被安排去游湘江的那个连。
从团部出来，游连长就开始埋怨：“哎呀哎呀，你来这里干什么哟？”再看到蔡智诚肩上的喷火枪，更是叫苦不迭：“哎呀呀，你怎么扛这个背时的东西！”
“怎么啦？这是新式武器呀。”
“武器是新式的，可惜射程短啊，要和敌人抵拢了才能开火。你说，叫我怎么保护你嘛！”
“谁要你的保护？”蔡智诚有些不耐烦了，“我自己会打仗，你给我派个助手就行了”。
到了连队，游连长安排一个老兵帮喷火兵扛汽油罐子，并且一再叮嘱：“今天晚上好好休息，保存体力。明天冲锋时一定要跟紧我，千万不能乱跑啊！”
夜深了，四周的人都已进入梦乡，可蔡智诚却睡不着。他在想，明天自己会不会死？死的时候是什么感觉？闭着眼睛想了好久，想来想去都是别人死掉的样子，横竖揣摩不出自己阵亡的状况，折腾了好一阵，干脆爬起来检查武器装备。
旁边的助手发现他在黑暗中摆弄喷火枪，连忙问：“出什么事了？”
“没事没事，复习一下”，蔡智诚解释说，自己有个临考紧张的习惯，原本学会了的东西，一到考场就忘光了，要过好久才能想起来。明天是他头一次上战场，就像进考场一样，上阵之前再把武器熟悉一遍。
听到这个说法，助手也赶紧过来帮他复习功课。真是的，考试考砸了最多不过挨顿打，这打仗打砸了小命就报销，不能不引起高度的重视。
蔡智诚的这位助手名叫“罗烟杆”，是个老兵。他参加过武汉会战，在田家镇战斗中被日军俘虏过，跑回家乡后又被抓了壮丁，接着当兵。
“罗烟杆”其实并不抽烟，只是因为他曾经当过烟具作坊的学徒，专门制作烟枪，所以才得了这么个外号。在军队里混久了，这家伙也成了兵油子，会来事，发觉蔡智诚的派头和别人不一样，于是就对他格外的殷勤，有一搭没一搭地陪着新兵说话。
心里想着打仗的事，蔡智诚就问罗烟杆：“军队冲锋的时候，什么位置的伤亡比较小？”
“太靠前了容易挨枪打，太靠后了容易遭炮轰。靠边的位置比较安逸。”
这和陈永思团长的计算公式不大一样呀？蔡智诚的心里有点儿打鼓了，接着又问：“你说，日本鬼子打仗怎么样？”
“霸道。凶得很。”
“怎么个凶法？不怕死么？”
“不是怕死不怕死的问题”，罗烟杆回答，“要说的话，我们打急了也不怕死，可还是和他们不相同。日本兵打起仗来，有一种已经死过了的感觉，像鬼像野兽，反正不像人。和他们打仗就像是和僵尸打架一样，即便打赢了，心里也怕得很……”
一席话说得蔡智诚直发毛。在这以前，他活的死的日本人全都没见过，当然更无法想象僵尸一样的日本鬼子是什么模样了。
日军松山堡垒工事内景，日军拍摄于1942-1944年敌我两军隔江对峙期间。
1944年9月2日凌晨6时，松山前线还笼罩在夜色之中。
拂晓前，第8军的炮兵部队开始向日军实施炮击。同时，307团、荣3团和82师的阵地上也响起了剧烈的枪声，各掩护部队纷纷用密集的火力压制长岭岗，分散敌人的注意力。
竹影山上，爆炸的闪光连成了一片。
许久，当炮火停息时，天色已蒙蒙亮了。放眼望去，日军阵地上硝烟弥漫，寂静无声，敌人没有还击。
“第一队，前进！”
“第二队，前进！”……晨雾中传来了军官们的号令声。
蔡智诚随着身边的战友跳出战壕，一步步向前走去，心里想着：“要开仗了，这就开始了么？”
二十米、三十米、五十米……
前方的日军阵地依然如死一般沉寂。
“天晓得，那上面究竟还有没有活着的日本兵？”
第五章 战场初体验
在蔡智诚的记忆中，1944年9月2日的早晨，天亮得特别快。
炮击开始时，四周围还是漆黑一片，而当炮声平息的时候，天色已渐渐亮了。士兵们从战壕里跳出来，走进淡淡的晨雾。不久，竹影山就清晰地出现在了人们的眼前。
竹影山，日军战史上称为“西山阵地”。它是长岭岗的制高点和屏障，在它的背后就是黄家水井，那里是松山日军的最后巢穴——“横股阵地”。
以前，这里长满了松树、核桃树和麻栗果，后来这些树木都被日本鬼子砍去修工事了。现在山坡上光秃秃的，晨曦中，只看见被炮火犁过的泥土正飘散出阵阵硝烟。
远远望去，敌人的阵地一片寂静，看不到有人活动的迹象。蔡智诚心想：“山顶上还有活着的日本兵么？如果有，他们一定正看着我吧，他们的枪口一定正瞄准我吧……”想到这里，他用力地挺起胸膛，努力地在脸上挤出微笑，做出几分骄傲豪迈的表情。
其实，并没有人注意蔡新兵的神态，大家都在默默地向前走着。
按照王光炜的计划，突击部队分为五个波次，每个突击队又排成四列横队，相互间隔三十米。想象起来，进攻队形应该像层层的海浪一般，有次序地向前滚动。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五个突击队的出发阵地有远有近，阵地前的地形也各不相同，士兵们要在途中攀爬峭壁和陡坡，走了不一会，队形就乱了，各部队都混在了一起——不知军官们是否还能做到心里有数，反正蔡智诚根本就弄不清自己的位置属于第几波次。
地图1 日方绘制的松山地形图
对于松山战役中的防御阵地，中日双方的称呼各不相同。大致说来，我方所说的“松山”，就是日军记载的“拉孟”（腊勐是松山附近的一个村子）；我方称“滚龙坡”，日军称“本道阵地”；我方称“大垭口”，日军称“音部山阵地”；我方称“松山主峰”（或“子高地”），日军称“关山阵地”；我方称“长岭岗”，日军称“横股阵地”。
泥泞的道路十分难走。9月份正是云南的雨季，红土被雨水湿润成了胶泥，又粘又滑，一会儿咬住士兵的鞋子，一会儿又滑溜得站不住脚，弄得大家跌跌撞撞，步履维艰。
蔡智诚被肩头的钢罐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之前，他虽然学会了使用喷火枪，但从来没有全副武装的行军过，现在身负重荷、攀登陡坡，渐渐就有点力不从心了。最烦人的是，背上的两个罐子还不一样重，弄得他的重心总是往一边倾斜，好几次都差点摔倒。
连长游湘江始终关切地看着蔡智诚。他命令说：“罗烟杆，把喷火兵的东西接过去！”
游连长的胳臂上扎着一根白布条——那是“先导官”和“示范兵”的标志，打仗的时候如果搞不清怎么办，就照着“白布条”的样子学，跟着他们跑就行了——说起来，当官的真是舒服，一手拎着手枪，一手拿着军棍当拐杖，显得轻松自在。这和小时候刚好倒过来，那时候可是蔡少爷空着手在前头跑，游跟班背着书包在后面跟随。
听到连长的吩咐，罗烟杆就伸过手来想帮忙，蔡智诚却把他推开了。哪有打仗冲锋让别人背武器的道理？蔡新兵不愿意头一次上阵就搞得这么特殊。
这时，阵地上的硝烟散尽了，日军依然没有动静。
敌人不开枪，气氛反而更加压抑。进攻的人慢慢地走着，没有人说话。大家都知道敌人早晚会开火的，大家都在默默地等待第一声枪响，猜测着自己会不会头一个倒下。
终于，枪响了。
就像在暴雨中行走的人忽然听到了一声炸雷，所有的战士都耸起肩膀，加快了步伐。军官们吼叫起来：“散开些，不许后退！”
“跑起来，不要停下！”
“前面的，动作快点！上！上……”
蔡智诚也在努力地奔跑。
游湘江在前面时不时地拉他一把，还安慰说：“跟我来，不要怕，没事的。”
这让蔡四少爷很不高兴，他气急败坏地说：“滚开些！我才不怕呢，走你的，少来烦我！”
上尉长官被新兵顶撞了一顿，弄得连长十分尴尬。
不过，这时的蔡智诚确实不害怕，因为这时候他还没有对战场的情况反应过来。虽然前面不断有人倒下，但因为距离比较远，只瞧见他们身子一歪睡在地上，就好像崴了脚似的，仿佛过一会就能爬起来继续前进，所以并不让人感到恐怖。
可是，几分钟以后，一切都不同了。
翻过陡坎，爬上山坡，牺牲者的尸体突然出现在蔡智诚的面前——血！好多血！雨后的红土地上到处是暗红色的鲜血。
蔡智诚从来没想到人的身体里居然能涌出那么多的血。云南的泥土粘性很强，渗不进土壤的血水就顺着山坡往下流淌，淤积在死者的周围，一汪一汪的，似乎能让人漂起来。
更可怕的是，除了刚刚战死的士兵，山坡上还躺着许多早些天的阵亡者。9月的云南，天气炎热，这些尸体都已经腐烂了，再被炮弹的冲击波掀过一遍，灰白的、残缺的肉体在潮湿的土地上发出阵阵刺鼻的恶臭。
看到的是骇人的鲜血，闻到的是呛人的尸臭，耳朵里听见的尽是凄厉的枪声。子弹从头顶飞过，“嗖——嗖——”地鸣叫，从身边擦过，“嘶——嘶”地呼啸，就像是有无数的魔鬼正在身旁疯狂地追杀着、吼叫着，让人心惊胆战。
顿时，恐怖的窒息紧紧地揪住了蔡智诚的心头。这一刹那，他知道死亡的感觉了，他说不出话来，他迈不动步子，他小腿抽筋、浑身哆嗦，他脸色苍白、满头大汗……他害怕了。
游湘江和罗烟杆一个在前面扯、一个在后头推，七手八脚把蔡智诚拉进了弹坑。
游连长还是那句话：“跟着我，不要怕。”
“开什么玩笑？怎么可能不怕？”蔡智诚心想。
四周尽是些已死的和快死的人，不断有人中弹倒地，死去的人无声无息，受伤的人大声地哭号。可军官们却不理睬那些伤者的哀嚎，只是急切地命令：“上！快上！”蔡智诚看见王光炜和陈永思团长也从陡坡底下爬上来了，正督促着士兵继续前进。
于是只好在恐怖中向前走。
最可怕的是看不到敌人的位置——只瞧见身边的人不断地死去，却不知道开枪的人在哪里，那感觉真像是遇到了鬼一样。
蔡智诚问：“日本鬼子躲在什么地方啊？”
“他们在坑道里，这里看不见，走近些就能看见了”，游湘江回答。
再走近些？这里距离日军阵地差不多有二百米，再往前走还要被打死多少人？蔡智诚想起喷火枪的射程只有四十米，不由得暗暗叫苦，他觉得自己一定等不到和鬼子交火就死掉了。
战斗刚刚结束拍摄的松山日军阵地。
罗烟杆说：“蔡兄弟，你歇歇气，我来背东西吧。”
喷火兵这一次没有再反对，他顺从地让助手接过了自己的装备。
蔡智诚空着身子走路都有些打晃，看见罗烟杆背着三个钢罐（气罐23公斤，油罐27公斤）健步如飞，不由得十分佩服。
再往前走，弹坑越来越多，死尸越来越多，敌人的枪弹也越来越密集，进攻的队伍只能跳跃着、躲闪着，曲折前进。蔡智诚紧跟着游湘江，他这时候已经没有脑子了，连长喊趴下就趴下，连长喊跑就赶紧跑，就这么冲了一大截，倒也平安无事。
跑着跑着，前面有一个炸弹坑，游连长的手一指，说：“快，到那里去！”蔡智诚立刻撒腿狂奔，纵身跃进了弹坑。
弹坑里有一些积水，这没什么；弹坑里有一具尸体，这也不要紧。可怕的是，蔡智诚跳进弹坑的时候，不小心正撞在尸体上。更可怕的是，当他撞上那具尸体的时候——那个死人居然尖叫了起来！
“啊！…………”蔡智诚被吓晕了。
刹那间，他失去了听觉，视觉也没有了距离感，眼前的人和景物就像照片似的，变成了一个平面。再接着，他就失去了知觉……
等他清醒过来的时候，人还在弹坑里，那具尸体早已经被搬走。罗烟杆坐在汽油罐子上，笑眯眯地看着他。
根据罗烟杆的解释，蔡智诚其实并没有昏迷过去，只是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然后就睁着眼睛发呆，任凭别人怎么摇晃都没有反应。游连长说蔡新兵这是吓丢了魂了，于是派罗烟杆在这里等候他的灵魂回来，自己到前面冲锋打仗去了。
魂回来了，面子却没有了。蔡智诚觉得十分不好意思，挣扎着站起来想继续出发。罗烟杆却让他再休息一会，并且说这是连长的命令。游湘江交待过，如果蔡新兵出了什么纰漏，就要找罗老兵的麻烦。
这时候，敌人的大炮响了。爆炸溅起了泥水，更掀起了一阵尸臭，蔡智诚闻到那股味道就忍不住呕吐起来——这弹坑的周围正是前几天309团攻上阵地、又被反击下来的地方，所以遗弃的尸体特别多——冷静下来之后，蔡智诚也明白了刚才“死人尖叫”的原因。那是由于尸体腐败了以后，有大量气体积聚在腹腔和胸腔，他跳进弹坑的时候，正好撞在了死者的肚子上，身体内的气体被挤压到喉部，因此就发出了尖锐的“叫声”。
虽然明白了这个道理，可还是忍不住恶心。
这尸体让蔡智诚想起了一件事。昨天，在团部的时候，王光炜的副官曾经约蔡智诚一起去医疗队打针，他说阵地上的尸体太多，容易引起瘟疫，所以美国人准备了药品，要求所有上松山前线的人员都要打预防针。蔡智诚当时正对旁听作战会议感兴趣，结果就把这件事给忘记了。到现在他才感到几分紧张，自己和这么多腐尸挨在一起，不知道会不会染上瘟疫？
但转念一想：“头顶上炮弹在炸、耳朵边子弹在飞，在枪林弹雨包围中的弹坑里担心自己是否会得传染病，这未免有点太滑稽了。”——想到这里，蔡智诚又忍不住笑了起来。
看见蔡新兵一边呕吐一边笑，罗烟杆觉得十分莫名其妙。这老兵抱怨说，松山阵地上的日军原本有十几门大炮，打了两个月就只剩下两门了。但这两门炮不知是怎么隐藏的，第8军用上百门火炮进行轰击，美军还派飞机来轰炸，却无论如何也消灭不掉它，这可真是奇了怪了……
吐了一阵，炮声突然停了，枪声也稀疏了。蔡智诚觉得自己的脑子清醒了，心头也舒服多了，于是站起身来说：“走吧，我们打仗去。”
竹影山的日军阵地共有三个高地。这时候，309团已经攻克了第一个，部队又继续向前延伸。
陈永思团长正在观察被捣毁的日军炮兵工事。只见大炮旁边倒着一个残缺不全的日本兵。看样子，这家伙的双腿断了，他先把手榴弹塞进了炮膛，然后又趴在炮口上，连炮带自己一起炸了。
蔡智诚问团长：“我们连长呢？”
“你是说游湘江么？他在前面。快去通知他抓紧时间，敌人的另一门炮也不响了，可能是出了故障，要利用这个机会拿下山头。”
游湘江正在进攻敌人的第二高地。这是一个60度左右的陡坡，坡上是日军的阵地，坡下是一堆乱坟岗。蔡智诚他们赶到的时候，游连长正靠在一块墓碑的后面指挥着士兵往坡上爬。
蔡智诚远远地喊：“连长，我们来了。”
游湘江转过头，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让他原地呆着，不要过去。蔡智诚观察了一下，发现连长的前后左右有好多尸体，而自己的周围却什么也没有，看样子自己这里确实比他那边要安全得多。
突击队组织了几次冲锋都失败了，最长的一次在坡顶上停留了大约十分钟，但最终还是退了下来。
一帮军官正商量着如何继续发动进攻。突然，坡顶上出现了几个鬼子兵，他们抱着100毫米榴弹炮的炮弹就往下扔。那炮弹蹦跳着滚下山坡，撞上乱坟岗里的石碑、石块立刻爆炸。坡底下的官兵急忙四散逃开，游湘江跑得慢了点，被当场炸死了。
游湘江是蔡智诚相识多年的朋友。虽然他过去并不太看得起这个小伙伴，但自从从军以来，特别是开战后的这几个小时里，游连长却用诚挚的关怀表达了他对以往友情的珍重。这也使得蔡四少爷突然领悟到，无论是早年的跟班还是现在的连长，游湘江始终都在关心着自己，照顾着自己，而自己其实并没有替他做过什么，只不过是依靠了家庭的关系，无偿地享受着别人的热情。
就在几分钟前，蔡智诚已经决定要亲口对童年的伙伴说声谢谢，并希望从此以后共同维护一种平等、坦诚、相互尊重的友谊。但就在这时，他却亲眼看到游湘江牺牲在炮火之中。这让他十分伤心，因为他再也不能够对自己的朋友说出内心的感受，再也不能为自己先前的虚荣和骄傲向朋友道歉。
对游湘江的歉意成为了蔡智诚心里永远的遗憾，这份遗憾使他开始变得坚强，也使他的军旅生涯逐渐成熟起来。他总觉得，应该在战场上为自己的伙伴和连长做点什么。
日军的炮弹给309团造成了很大伤亡，突击队不得不重新组织兵力，重新委派指挥军官。一个多小时以后，新的攻击部队再度集结起来，这一次，由309团副团长周志成亲自带队。
蔡智诚全副武装，参加了新一轮的突击。
开始的情形和前几次一样。中国军队爬坡的时候，日军没有射击，等突击队员攀上坡顶，枪声就一齐响了，士兵们立刻中弹滚了下来。王光炜和陈永思团长守在坡底督战，催促着大家继续往上爬。这样反复了几个回合，攻击部队终于在坡沿上站住了脚。
蔡智诚是在罗烟杆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爬上去的。上到坡顶，他发现六十米开外就是敌人的阵地，有战壕，还有一大一小两个地堡。战壕里的鬼子已经被我们的机枪火力压制住了，可大家对日军的碉堡却没有办法。
地堡露出地面一人多高，大碉堡有三个射击孔，小碉堡有一个，四挺重机枪喷出的火舌覆盖了整个阵地前沿，打得谁也无法直起身来。十几个中国军队的射手用枪榴弹进行攻击，可枪榴弹或者打在射击孔的旁边落了下来，或者砸在地堡的顶上爆炸，对日军的工事根本不起作用。
国军爆破队用死尸当掩体向前推进，刚爬了不到十米，尸体就被打烂，爆破队员也给打死了。
309团的喷火兵试图把火焰从敌人的射击孔里打进去，他们在火力的掩护下滚过来、爬过去，好不容易把位置调整到了地堡的正面，可还没来得及举起武器就被日军击中了。重机枪打穿了士兵背上的压缩空气瓶，爆炸产生的气浪把他们的尸体掀起来好高。
严酷的局面使得毫无战斗经验的蔡智诚措手无策，“天呐，我该怎么办呀？”他急得直挠头。
对中国军队来说，火焰喷射器是个新鲜玩意，不仅在松山才开始装备部队，而且这之前的一个月，它只是在清理战场、消灭残敌的时候发挥过威力，还从来没有谁在攻坚战斗中使用过这种武器。因此，蔡智诚身边的老兵们也不能给他提供什么合适的战术建议，大家只好趴在地上干着急。
“小蔡，快过来！”
不知什么时候，陈永思团长也来到了阵地上，他正在坡沿向蔡智诚招手。
“也许团长能有什么好办法”，喷火兵赶紧朝着长官爬去……
第六章 拿下竹影山阵地
蔡智诚懂得如何操纵“新式武器”，但他的兵器知识却是照着说明书自学的，对实战技巧一窍不通。因此，当309团的喷火兵冲上去的时候，蔡新兵就想先看看老兵如何行动，希望从中学到点经验。可惜，还没等他瞧出门道，老兵们就牺牲了，这让新兵蛋子觉得十分沮丧。
突击队被压制在阵地前沿。人堆里，蔡喷火兵背着两个大铁罐，还带着副手，模样显得十分夸张。周围的士兵都望着他，意思是说“你有这么威风的武器，还不赶紧想个办法……”蔡智诚急了，一咬牙，就准备照着前辈的样子朝碉堡前面滚。
罗烟杆连忙拽住他：“不行！没有火力掩护，一上去就是死呀。”
这话说得有道理。蔡智诚赶紧请示长官：“掩护我！我冲上去喷火。”
“小蔡，快过来！”不知什么时候，陈永思团长已经到了阵地上，他蹲在周志成副团长的旁边向蔡智诚招手。
“你看见没有，那里有一个弹坑”，陈永思指着大地堡的侧面，“我们组织火力掩护，给你十秒钟的时间，能不能冲过去？”
“能过去”，蔡智诚看见了五十米外的弹坑，那里距离日军碉堡只有三十米左右——可是，喷火枪在那个位置根本无法瞄准敌人的射击孔，而地堡的侧面又没有门窗或者孔洞，跑到那里能有什么用处？
“你不用把火焰打进碉堡，只要在地堡前打出一道火墙，挡住敌人的视线就行了。我带爆破队上去炸了它！”
陈团长说他带爆破队，真不是说大话。九个敢死兵分成了三个组，陈永思也拿着爆破筒准备一起上。周副团长立刻就急了，嘴里嚷着“你不要上，换我上”，伸手就去抢爆破筒。
陈永思说：“有什么好争的？今天拿不下阵地，回到山下也是死，还不如让我死在山上痛快些。”
蔡智诚和爆破兵们顿时十分激动：“团长，要死大家一起死。我们先上，等我们死光了你再上去。”
罗烟杆在旁边悄悄地问：“蔡兄弟，我上不上？”
“随便你”，只打一个碉堡用不着后备气罐，喷火兵的副手上去了也没用。
“那……我还是跟你一起吧”，罗烟杆说。
周志成一声令下，机枪、步枪和枪榴弹的火力一齐射向了大地堡。爆破兵立刻跃出坡沿，滚翻爬跳，冲向各自预先选定的掩体。
蔡智诚也朝着“自己的”弹坑奔去。他没有做复杂的战术动作，因为他从来没练过那些技术，只是勾着腰猛跑，心里想着“千万别绊倒，千万别摔跤……”——肩上扛着沉重的钢瓶，手里拎着喷枪，再加上长长的油管，要是一不留神摔倒了，一时半会还真没办法爬起来。
十秒，只有十秒。在这十秒钟里，全副武装的喷火兵要跑过被炮火肆虐得坑坑洼洼的五十米泥地。这五十米冲刺所付出的毅力和体力，超过了蔡智诚以往在学校操场上的所有运动的极限。
当他终于扑进弹坑的时候，觉得自己紧张得快要虚脱了。可是他不能停下休息，短暂的火力压制以后，那些爆破兵已经被日军的弹雨拦阻在阵地上了，他们正等待着喷火兵的掩护。
这是一个很小很浅的弹坑，勉强能够趴下两个人。日军已经发现碉堡侧面上来了两个突击队员，战壕里的步枪手立刻向这里射击，子弹“嗖嗖”地从头上飞过。
蔡智诚挪动身子，悄悄观察碉堡的位置，心里计算着应该使用多大的喷枪压力。
就在这时候，忽然听见身后“嘎——嗤”的金属撞击声。他转头问副手：“你的钢盔被打中了？”
“没有啊……”罗烟杆疑惑地检查了一下：“妈吔，你的油罐子被打了一枪。”
蔡智诚吓了一跳，这玩意要是被打爆了，两个人的样子可就不大好看。他赶紧把钢罐卸下来摆在身边。
一切准备就绪，在弹坑的边上刨出个缺口，伸出枪口、扣动扳机，“噗——噗——噗——”，灼热的火龙飞出了掩体。三秒种的标准射击之后，蔡智诚探头看了一眼，暗暗夸奖自己的数学水平真不赖。
喷枪的角度和气压的计算非常正确。凝固汽油从斜侧方喷出去，划出一道完美的抛物线，正好浇在碉堡正面的外墙上，熊熊的火焰立刻把射击口遮盖得严严实实。
日军的机枪停顿了。蔡智诚得意地对副手说：“行了，我们的任务大功告成，就等着他们炸碉堡了。小心点，别让崩起的石头砸到脑袋。”
两个人捂着头在弹坑里趴了老半天，却丝毫没有感觉到爆炸的震动。到最后终于忍不住探出脑袋张望——咦？奇怪了……
射击口依然被烈火遮挡着，鬼子的机枪隔着火焰盲射，照样把试图突击的敢死队员拦阻在阵地前沿。可是，这时候，日军的地堡却和先前不大一样了——厚实的顶盖上热气腾腾地冒着烟，看上去就像包子铺里的大蒸笼。
松山大战后被摧毁的日军兵舍，松山日军许多防御设施都是用木头铺上泥土搭建而成。
原来，松山日军碉堡的材料并不是钢筋混凝土，而是用几层木头铺上泥土搭建而成的。经过长时间的炮击，泥土震散了，木头也震松了，凝固汽油喷上去就可以渗进木架的缝隙。松山当地的木料不是松木就是核桃木，所含的油脂比较多，遇到灼热的火焰，木头里的油脂和水分就被迅速蒸发出来，使碉堡的顶盖变得烟雾缭绕，云蒸霞蔚，呈现出一派颇为美妙的景象。
鬼子的地堡可以燃烧？那就好办了。蔡喷火兵二话不说，抬起枪口接连打了两个“三秒”。这回也不必考虑落点，只管加足压力，把凝固汽油直接喷到墙壁上就是了。
很快，随着“嘭、嘭”的爆裂声，浓烟里窜出了一股股火苗——不错不错！大蒸笼变成了烽火台。
这时候，山顶上正起风，风从地堡的射击孔灌进去，就像生炉子一样，把“烽火台”烧的噼哩啪啦直响。到这个地步，小鬼子再顽强也没办法还击了，阵地前沿的官兵都高兴得欢呼起来。
干掉了大地堡，还剩下个小地堡就好办多了，四五挺机枪同时开火，把它唯一的射击口封锁得严严实实，一粒子弹也打不出来。陈永思团长兴奋得嗓门都变了调：“喷火兵，点了它……给我把它点了！”
好说！又是两个标准射击，小碉堡就变成了大火炬。
蔡智诚正在得意。突然，不知从哪里窜出一个日本兵，恶狠狠地扑上来，伸手就抓住了喷火枪。
刚射击过的枪口灼热得直冒烟，可鬼子兵却不管不顾，虽然攥住枪头的那只手被烫得“滋滋”作响，可另一只手却夺过喷枪扣动了扳机——幸亏，这家伙不懂科学——喷火枪的扳机只是个点火装置，射击之前要先调动气压旋钮和供油阀门，光扣扳机是打不出火的……
愣了一下，蔡智诚才从最初的惊恐中清醒过来，随即和这个日本兵撕打在了一起。可怜的喷火兵背负着沉重的装备，被敌人压在地下翻不过身来，脸对脸地看着小鬼子凶神恶煞的模样。蔡新兵急了，张嘴狂叫：“老罗哥呀！快来帮我呀……”
这喊叫还真管用，“砰”的一声，小鬼子仰面倒下了。背后的罗烟杆威风凛凛，手里拎着个压缩空气钢瓶——谁说打碉堡用不着后备气罐？到这里就当狼牙棒用上了。
罗烟杆扶起蔡智诚，嘴里讷讷地解释道：“我怕不小心打到你……我听说你有武功的……”意思是他没有及时帮忙还挺有道理。
说蔡智诚有武功那是游湘江连长在乱吹牛，练过功夫的其实是蔡四娃的大哥和二哥。小时候，哥哥们举石锁、蹲马步、耍花枪，成天折腾得不亦乐乎，而蔡老四却总是躲在屋里看书，遇到吵闹打架的事情一概敬而远之。在家里，他除了能欺负姐姐蔡智慧，就连妹妹蔡智兰也打不过……谁知道，今天刚上战场，遇见的头一个小鬼子就要找他贴身肉搏，这不是哪壶水不开提哪壶么？蔡智诚觉得十分郁闷。
309团的将士们呐喊着冲进敌人的战壕，竹影山二号山头拿下了。
蔡智诚跟着大家东跑西跑了一圈，发现这里实际上是个日军的炮兵阵地。
阵地上有几门100毫米榴弹炮，从道理上讲可以用来封锁远处的惠通桥，但这些大炮早已经被中国军队的炮火所摧毁，弯七扭八地变成了一堆废铁。让人意外的是，有一门步兵炮却是完好无损的——日军用木头做了轨道，轨道的前端是射击掩体，后端是一个很深的防空洞。打仗的时候把大炮推出去打两发，然后再拖回洞里藏起来，难怪国军的炮火和美军的飞机都拿它没办法。
找来找去，二号山头上好像只有十几个日本兵，最多不超过二十个人。可就是这么点兵力，却把五百多人的进攻部队阻挡了六七个小时。究其原因，日军的“玉碎”精神和防御工事固然起到了主要作用，可国军方面的战场分析工作也太不够细致了——如果早知道日军堡垒是木头做的，用不着打那么多高爆弹，丢几枚燃烧弹就可以省事得多。
攻克阵地，王光炜上校兴冲冲地举起信号枪，朝天上打了三发红色信号弹，通知其他部队向竹影山高地汇合。随后，他命令309团留下部分人员修筑工事，自己带着大队人马继续杀向三号高地。
王上校决定“加固二号高地的工事”是十分明智的举措。前几天，309团攻克阵地以后，就因为没有做好防御准备，结果被日军一个反扑打了下来，伤亡惨重不说，陈团长还几乎被枪毙，这可是个血的教训。
国军官兵冲上松山中间阵地。
三号高地距离二号高地不远，没有大的火力点，只有个炮兵观察站还算是座堡垒，但也被国军的炮火摧毁得差不多了，看起来应该不难攻克。
实际情况也是这样，进攻部队轻而易举地踏上了高地，没有遇到多大的抵抗。蔡智诚站在山头东张西望，心想：“难道日本鬼子都跑光了？这场仗就这么打完了？”
这时候，有人呼喊：“喷火兵，快过来！”
三号高地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它的坑道特别深，一般的地方在三米左右，有些地段甚至达到了五六米。坑道的侧壁上还挖了防炮洞，防炮洞的直径有一米宽、一米五高，能弯着腰进进出出。从洞口看进去，里面黑乎乎的，不知道有多长。
“喷火兵，烧一下”，军官们指着防炮洞。
“里面有人么？”
“有个伤兵，跑不掉了。”
“那……叫他出来投降吧。”当时，远征军司令部有指示，抓住日军俘虏有奖赏。
“你做梦呢！他们不会投降的，鬼子兵都是死硬分子。”
这倒也是实话，松山阵地上随处可见日语传单，那都是些规劝日军放弃抵抗的劝降书。美军飞机撒了两三个月的宣传品，也没见一个小鬼子下山交枪。
既然如此，那就放火烧吧。接连打了七八枪，小半截坑道都着火了，只听见几声歇斯底里的咒骂和惨叫，却没看见日本兵出来。不过，蔡智诚也只能宣布就此停工，因为他的气罐子空了，凝固汽油也用光了。
阵地上有个炮兵观察站，有人说这是日军炮兵指挥所，还有人说这是113联队的司令部，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那时候国军的各个团队只要攻克了山头，都报告说自己打下了敌人的总司令部。
这个碉堡原本还是挺大的，现在已经被炮弹和炸弹轰掉了大半边。塌下去的地方露出个洞口，一群国军官兵正朝里面扔手榴弹。王光炜上校也在这里，他看见蔡智诚就喊：“小蔡，快来，点把火。”
“点不成了，没汽油了。”
“哎呀哎呀，哪里还有油？”
“我不知道。”
“军部有个喷火大队，正在子高地那边清理战场”，陈永思团长说。
于是，王光炜上校就与何军长通话。军部很痛快地答应说，立刻把喷火队调过来。
这时候，三号阵地上到处都在扔手榴弹，没过多久就把铁疙瘩全甩光了，可那些坑道口、地道口却还是黑乎乎得深不可测，大家都不敢进去查看。王上校说：“算了算了，等喷火兵来吧。”
也只好这样，309团的官兵们都随地坐下休息，等待后续部队的到来。
等了好一阵，喷火兵没有来，火头兵来了。
做好的饭菜装在竹筒里，用绳子捆上，竹竿子一穿，就成了挑子。伙夫在前面领路，十几个挑夫在后面跟着。蔡智诚说：“这些老百姓也真够大胆，敢到战场上来送饭。”
“要钱不要命”，罗烟杆说，“前些日子，日军阵地还能向惠通桥开炮的时候，国军的汽车被打翻了，老百姓就蜂拥上去抢东西，炮弹落在身边爆炸也不怕”。
“这算什么”，陈永思团长接着讲，“滇缅公路被阻断以后，路上到处是死尸，这些人就跑到敌后去拣东西。地摊上卖的那些美式军用皮靴都是他们扒回来的”。
“可是，滇缅公路也是这些人修的啊。我听说，连美国的罗斯福总统都十分佩服呢”，蔡智诚说。
“佩服什么？还不是一样。钱呗！给钱就干。”陈永思显得不以为然。
于是就问伙夫，送这一趟饭要给民工多少钱？火头兵却笑嘻嘻地回答：“他们不要钱嘞，男的女的都欢欢喜喜，抢着来帮忙。”
这让大家十分意外。
竹筒米饭的味道不错，里面还有几片肉。蔡智诚想起一路上遇见的那些尸体，就有点吃不下去。他把肉片拈出来递给罗烟杆，并且发誓说：“今后再不敢吃肉了，我要向和尚方丈学习。”
旁边的人都笑：“你还想当和尚？也不想想你今天烧死了多少人……”
吃完饭，又等了好久，不见军部的喷火队上山，也没见到其他团的部队。难道他们没有看见红色信号弹？难道他们没有接到协同作战的命令？
蔡智诚正觉得纳闷，却看见王光炜上校很不高兴地骂骂咧咧，陈永思团长拉长着脸一声不吭，只有周志成副团长在阵地上喊着：“集合集合！跟我走！”
原来，王上校和李弥副军长吵架了。
日军横股阵地群
“竹影山”和“松山子高地”是长岭岗（日军“横股阵地”所在地）旁边的两个制高点，一个在东边、一个在北边。这两个地段的位置都远远高于长岭岗，所以，无论从哪个高地向日军最后的“横股阵地”发起总攻，作战效果都差不多。
王光炜先前的计划是把总攻部队集中到竹影山，从东向西攻，因为竹影山是309团拿下的，这样做等于是“乘胜追击”，103师以及他个人的功绩都显得比较突出。可这时候，李弥副军长却通知变更计划，要求各团在松山子高地集结，改成从北向南攻——李副军长认为按他的做法更科学，伤亡会比较小。但在王光炜看来，李弥这是要和他抢“最后胜利”的大功劳，当然就不肯答应了。
据蔡智诚说，李弥这个人，打仗还是有一套的，可就是太自私，而且为人刚愎自用。在他的影响下，荣誉第1师（李弥是该师的前任师长）也显得十分骄傲，动不动就是“老子当年在昆仑关”如何如何，不把同一个军的其他两个师放在眼里，搞得彼此之间的关系很不融洽。松山战役中，103师和82师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荣1师的伤亡却相对较小。可仗打到最后，他们突然要来抢总攻的主导权，这自然会使得103师有些想不通。
王光炜在电话里先是说“仗打到一半，临时改变计划行不通”，后来又讲“我与何军长约定过，只听他一个人的直接指挥，请副军长不要插手……”气得李弥摔了电话。由于这番通话是用无线通讯机进行联络的，所以等于是让全军的团以上单位都旁听了一遍，这事情就闹得有点大了。
日军中间阵地群与子高地阵地及黄土坡部分阵地相互依托防御示意图
何绍周军长当然也听见了。何绍周这人，打仗的本事比较差，性格也有点“面”，凡事都听参谋长梁筱荣的。这时候梁参谋长帮着李弥说话，他也就软了，自己不好意思出尔反尔，就让103师副师长郭惠苍来和稀泥。郭惠苍也是遵义人，老乡、老兄兼老板，309团不好不听他的招呼。王光炜和陈永思无奈之下，只好让副团长周志成带领一帮人马向子高地靠拢。
蔡智诚没有跟副团长走，他和其他三十多人陪着王上校和陈团长留在竹影山。
两个长官正在气头上，当兵的谁也不想去讨这个没趣，大家躲得老远，东一堆西一堆的躺着休息。
喷火兵和副手趴在弹坑里闲聊天，听罗烟杆从小时候的贫寒讲到现在的艰险，从头到尾都是“苦啊苦啊”。不过，老兵最后说：“看样子，明天用不着我们上阵了。不管怎么样，这一仗你我都算幸运，没受伤更没送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说不定我老罗就要开始转运了……”
天渐渐黑了，战士们疲倦了，头一次上阵的蔡新兵听着罗烟杆的罗里罗嗦，不知不觉睡着了。
半夜里，阵地上突然响起激烈的枪声。
蔡智诚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支起身子，满耳朵都是日本人的喊叫声。他顿时有点懵了：“天哪，从哪里钻出来这么多鬼子兵？”
四周围黑漆漆的一片，既看不见敌人在哪里也不知道战友在什么地方。两个人在坑里躲了好久，没有听见长官出来下命令。蔡智诚急了，起身想去找团长，可罗烟杆却一把按住他：“别乱跑，你在这里趴着，我去看看情况。”说着，离开弹坑向那座炮兵指挥所爬去。
老兵走了，留下新兵一个人蹲在坑里，端着毫无用处的喷火枪，听着枪声和日军的吼叫，蔡智诚心里紧张得要命，暗暗嘀咕着“被鬼子兵发现了怎么办”，一个劲地后悔小时候没有跟哥哥们一起练武术。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罗烟杆终于跌跌撞撞地回来了。他一把拽起蔡智诚：“丢掉这些破罐子破枪，赶快跑！”
“怎么了？团长他们呢？”
“不知道，指挥所里空空的。”
“其他人呢？”
“不知道，也许都死光了吧。”
妈吔……
俩人连滚带爬逃回到二号高地，遇见了值夜岗的哨兵。那家伙问：“你们怎么回来了？不是说明天要发起总攻么？”
“我呸！阵地都丢了，还总攻个屁！”
……
其參加的戰鬥也大多很經典；如松山戰役（此時是滇緬遠征軍），豫東和徐蚌會戰等。他叫何應欽一聲“幺叔”.......與谷正倫家也素有往來，他哥蔡式超是班禪護送衛隊之一，後來戰死在武漢會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