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領袖柴玲怎麼逃出中國大陸的？22年後首度揭秘
1989年「六四」之後，中國大陸布下天羅地網搜捕天安門廣場的學運領袖。可是廣場總指揮柴玲先在大陸躲藏了10個月，然後成功偷渡出境，經香港前往巴黎。她是怎麼逃出來的？柴玲手著《A Heart for Freedom》即將出版，在這本書裡，她首次說出那段驚心動魄的過程。
這本新書的書名可譯為「嚮往自由的心」或「心嚮自由」，由總部設在美國伊利諾州的Tyndale House公司出版。封面上半部是柴玲個人的黑白照，表情嚴肅；下方以紅色襯底烘托出「六四」最著名的相片之一：一位男性青年拎著包包，擋在解放軍的坦克車隊前面。
全書344頁，內容分為5大部份，也是柴玲一生迄今的5個階段，分別是「中國的女兒」、「1989天安門廣場」、「北京再見」、「當美國夢遇上中國人的現實」、以及「自由的召喚」。
越過邊境前往香港這一段，她與當時的夫婿封從德躲在一片漆黑的貨箱裡，由漁船偷運到香港。8小時的航程，竟然走了4天5夜。等到從香港起飛，法國外交官一度擔心北京當局會打下這架飛機。
以下是她的逃亡經過摘要。
1989年6月4日凌晨，共軍出動坦克、機槍，對手無寸鐵的學生開槍、輾壓後，柴玲和封從德在4日夜裡從北京登上火車。封從德中途下車買衣服，兩人換裝。火車一路南行，下了火車換船；下了船換巴士；下了巴士再換火車；抵達武漢。
著名的錄音帶：「我是柴玲，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我還活著......」就是在武漢錄製的，當時是6月8日清晨4時。
兩人繼續搭巴士南下，到了南海邊的某一村莊，找到暫時落腳之處，總算有機會洗個澡。可是柴玲剛進浴室就被封從德叫出來，因為當地看得到香港電視，正播放著屠殺的場景。那一夜，柴玲轉轍難眠。
6 月13日，電視午間新聞播出21名學運要犯名單，柴玲與封從德都在其中。落腳處的這對夫婦及其子（不到30歲，柴玲稱他為「大哥」）因此知道了兩人真實身份。可是他們決定保護這兩人。
白天，兩人躲在一間小房間裡，一動不動，外面上鎖。到了晚上，兩人演練如何應付公安查詢。
一水之隔就是香港。兩人看得到香港的燈火，也從香港電視得知李祿（也在21人的名單上）逃出中國。可是兩人要如何逃往香港？
「大哥」經常打坐調息，一方面教兩人如何靜思，一方面在外面幫忙打探門路。
兩個月過去，似乎一籌莫展。封從德決定到外面闖闖看，留下柴玲獨自一人。但封從德說一定回來過春節。
「大哥」找到人給柴玲割了雙眼皮，使她比較不易被認出。「大哥」還找到人給柴玲的父母送口信，讓他們知道柴玲還活著。
快到春節時，柴玲決定「年，一定要過」，於是到市場買點魚、肉，要好好做頓飯迎接夫婿。當她到了市場時，有個軍人模樣（穿著便服）的男子正在買火柴。那位男子看到柴玲時，好像想起什麼似的。柴玲一驚，本能的打算逃走。可是她知道那樣更糟糕，於是盡管心裡砰砰跳，表面卻裝作若無其事。等到付了錢，拿了貨，她鎮定的從那個男子身邊走過。
一旦離開市場，柴玲拔腿飛奔，躲進小巷弄裡。果然發現那個男子呼喚同伴在鄰近地區搜索。柴玲繞了遠路，再走過彎彎曲曲的小路，回到偏遠的藏身處。
「營救網」不停的把她轉換到不同的藏身處。她開始健身，早起練太極，洗冷水澡，用毛巾磨擦皮膚，隨時準備迎接更艱苦的逃亡之路。
再過一個月，「營救網」擴大了，其中一人在公安部門上班，給柴玲弄到假的身份證，於是她可以搭火車轉移藏身處。她覺得可能已經熬過了最艱苦的時刻，逃離中國應該只是時間問題。
1990年4月，一天下午，有人以「營救網」的暗號敲門，原來是「大哥」陪著封從德回來了。柴玲問封，不是說要回來過年嗎？怎麼沒兌現？封的回答是：「我真的說過那個話？」
「大哥」告訴兩人，很快就有機會逃離中國，「機會是一半一半。成了當然最好，不成可就慘了。你們怎麼想？」
柴玲說，願意一試。因為她不願意繼續倚賴別人的保護，也不願意再繼續拖累別人。
封從德看來也同意。於是兩人各自在自己的藏身處準備出發。
出發前一晚，柴玲無法成眠。她想到從此可以自由了，從此不必成天提心吊膽，從此夫妻不必各自躲在各自的藏身處了。
出發的時刻到了。「大哥」把兩人送到漁港碼頭。兩人向「大哥」以及其他許多冒險庇護兩人的人告別及道謝。「大哥」一如以往的冷靜，但是握手時，「大哥」手是汗濕的，意味著他其實很緊張。「大哥」告訴兩人，最後一程「是在個甕裡」，也就是說，關在一個很小的空間裡。「大哥」也說，旅途有凶險，有賴於兩人的力量與準備。
在夜暗裡，兩人上了船，就是經常來往於香港與大陸之間的一般船隻。兩人進到一個大型貨箱裡。等到貨箱蓋上蓋子，頓時一片漆黑，看不見星光，看不到燈光，什麼也看不到。船上的人給他們兩瓶水，一條麵包，還有一小盒火柴。
箱子裡瀰漫著死魚的味道，底部都是水。還好釘著些木板，兩人可以落腳，也可以坐下。蓋子已經蓋上，兩人已經無法回頭。還好，航程只需8小時。
但是何時啟航？兩人不時聽到腳步聲及搬運貨物的聲音，兩人在箱子裡一動不動，並且保持高度警覺。可是船就是不走。
事後才知道，船員都已經上船、準備開船了，可是航期又改了。於是有的船員下船，有的留在船上。營救網的一員，被稱做「小兄弟」的，很想打開箱蓋讓兩人透氣；可是來來往往的人很多，「小兄弟」不敢冒險，只能讓兩人在箱子裡悶著。
等了又等，終於引擎響了，貨箱開始震動。在黑暗中，柴玲觸到封從德的手，很興奮，終於航向自由了。
封從德告訴柴玲，那幾個月他在外頭時做些什麼。可是柴玲萬萬沒有想到，他竟然說道，他已經愛上一位香港電視女星，而且他下定決心，一旦到了自由的土地上，一定要找到那位女星。這個話就像一把刀刺在柴玲的心上，也從根本上撼動了兩人的婚姻。（最後兩人以離婚告終）
又睏，又暈船，不知走了多久。忽然引擎聲弱了，船停下來，艙面的腳步聲、嘈雜聲愈來愈大，還有人大吼大叫。封從德擔心出了問題，小聲說，是到了目的地？還是被人出賣了？或者兩人被船員遺忘了？
還好，引擎聲重新響起，繼續未完的航程。兩人像是坐在墳墓裡，除了等待，什麼也不能做。體力逐漸衰弱，只能靠意志力與信心撐下去。
迷迷糊糊中，柴玲做了夢，夢到極其明亮的光芒，亮到令她害怕會失明，夢到兩人沐浴在令人目眩的陽光下，俯瞰美麗的河流，水面上是盛開的花朵......。正在這時候，箱蓋打開了，一個冷靜而堅定的聲音說，「我們到了，你們現在可以出來了」。
8小時的航程，竟然走了4天5夜，花了105小時。「小兄弟」告訴兩人，差一點功敗垂成。因為消息走漏，所以漁船曾被警方截停，警方上上下下搜了半天，還好沒有發現兩人。
兩人上岸後，步行到香港大學，完全沒有意識到有多危險，因為共諜可能把兩人綁架回國。在達香港大學，兩人獲悉有人可以幫忙聯繫營救網。聯繫上之後，營救網立刻開始運作，短短幾天，美國和法國都願意提供政治庇護。
封從德選擇法國。
幾天後，法國護照送到，並有人開車把兩人載往機場。到了機場，一位法國外交官及其女性友人（按，應係中國時報記者）陪著兩人，偷偷從後門登機。
法國外交官一直很緊張。起飛後，他不斷從窗口往下看。過了半小時，他才終於安安穩穩的坐好，大大的鬆了口氣，說道：「我們剛剛飛越人民共和國的空域」。他一直擔心有人走漏消息，「最糟的情況是中國可能擊落我們」。
飛機畫過藍天，朝西飛去；越過無盡的黑暗，迎向陽光。
http://blog.chinatimes.com/liu99/archiv ... 76687.html
** 在美國看過電視訪問她，她先生是個坐輪椅的殘疾老美。
柴玲怎麼逃出中國大陸
版主: Hammer
Re: 柴玲怎麼逃出中國大陸
柴玲講的話可信度不高，逃跑時割雙眼皮，這樣能騙得倒誰？老公閒著幾個月竟然會說愛上電視女星？哈哈！
Re: 柴玲怎麼逃出中國大陸
最近柴玲出席美眾議院 中國大陸一胎化證策 聽證會
自曝在北京大學時 墮過四次胎
她說 由於中共會嚴厲處罰未懷孕婦女 逼她只能選擇墮胎
.
四次之多 被人罵慘 怎麼不會避孕 那樣不小心
一兩次還能怪共產黨 但在讀北大六年內 竟有四次 真是太扯了
.
封從德應是在逃亡期間 無聊時 看了盜版的香港電視劇集錄像帶
誇張是愛上電視中的女主角 這種瘋狂念頭 真是很幼稚到極點
都在逃亡了 生死不明 還想追女明星 難怪柴玲會傷心透了
封從德 冒死逃出大陸 是為六四廣場的學生百姓 還是為電視女星呢
或許是～電視女星 給他更堅定的決心吧 真是很諷刺
.
兩個人 整個逃出過程中 幕後應有還是有國外勢力 在旁協助
要說CIA在六四之前 沒在中國大陸內打根基 那是不可能的事
協助特定人士密秘逃出國 是許多國家級情報機構 需要負責的任務之一
不過整個過程 應是交由中國人負責 避免美國人被活逮 造成外交難堪
當年風聲鶴唳 美國與法國駐中國大使館外 大始館內重要人士應都被緊盯
美國人在這行動 是更不能出面 若在平日時 國與國之間不那樣緊張 還可稍微出面安排
.
情治單位從他國帶人走 許多方面的脫逃細節與方法 真些是不太好說太詳細
不過CIA手法就那幾招 都是可以用發生過的案子來說明比對與推論
.
暗中一路協助六四學生逃出 正好是這條已建立的情報線 進行實際的驗收與測試
這是一種國與國之間的諜報交手 而戰線是拉的很長 是跨中國不少省份
可不是桃園到台北 或台北再到桃園搭機 那樣短距快速
可用最簡便方式 一部車就能搞定
再用以合法文件～掩護假外交身份 從中正機場 直接搭機送走人
六四期間 要說只靠民間的人際關係 那等於是與整國家機器～共產黨作對
若沒有組織性 一路上是由不同人馬 再交給不熟的人接棒 是很容易出錯失誤
.
不過有點讓人不解是 在武漢錄的那一段報平安錄音公開 是誰的主意
「我是柴玲，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我還活著......」
這會更激怒中共當局 反而下重手更積極去追查出
.
即便是柴玲 封從德 在這些年後 應還不知整個幕後作業內情
在當時 畢竟還沒逃出 不能讓他們知道太多 不然被逮會牽扯出太多人
成供逃出後 這條情報網路 將來更有存在的價值 更要保密
可能一個不經意說出的小片段
就會讓共產黨找到了線頭去破獲 反而不利以後的情報發展
就以搭船這一段 22年算是事過境牽了
不然要是在六四發生沒幾年後曝光 若要追出 以共產黨的逼供法 沒有問不出來的
.
或許許多人是對民運人士 是有過多的期盼和看法吧
在媒體上 許多人一見到柴玲和吾爾開希把自己吃胖了
會讓人不禁懷疑 當年的鬥志 是否還是一樣的堅定或是分了心
.
至於柴玲和封從德 在香港
中國共產黨 若有情資發現 應該是會試著用搶人綁架的方法 強押回大陸
但要說已經搭上機 會用飛彈擊落客機 或是派出米格機空中強行逼迫～外籍客機迫降大陸
那就是多慮了 想太多了 畢竟這個手段 反而會把事情搞得更嚴重
那時的中國共產黨 由於六四震壓的血腥畫面傳遍全世界 把民主國家與人民都惹火了 不可能再鬧太大
自曝在北京大學時 墮過四次胎
她說 由於中共會嚴厲處罰未懷孕婦女 逼她只能選擇墮胎
.
四次之多 被人罵慘 怎麼不會避孕 那樣不小心
一兩次還能怪共產黨 但在讀北大六年內 竟有四次 真是太扯了
.
封從德應是在逃亡期間 無聊時 看了盜版的香港電視劇集錄像帶
誇張是愛上電視中的女主角 這種瘋狂念頭 真是很幼稚到極點
都在逃亡了 生死不明 還想追女明星 難怪柴玲會傷心透了
封從德 冒死逃出大陸 是為六四廣場的學生百姓 還是為電視女星呢
或許是～電視女星 給他更堅定的決心吧 真是很諷刺
.
兩個人 整個逃出過程中 幕後應有還是有國外勢力 在旁協助
要說CIA在六四之前 沒在中國大陸內打根基 那是不可能的事
協助特定人士密秘逃出國 是許多國家級情報機構 需要負責的任務之一
不過整個過程 應是交由中國人負責 避免美國人被活逮 造成外交難堪
當年風聲鶴唳 美國與法國駐中國大使館外 大始館內重要人士應都被緊盯
美國人在這行動 是更不能出面 若在平日時 國與國之間不那樣緊張 還可稍微出面安排
.
情治單位從他國帶人走 許多方面的脫逃細節與方法 真些是不太好說太詳細
不過CIA手法就那幾招 都是可以用發生過的案子來說明比對與推論
.
暗中一路協助六四學生逃出 正好是這條已建立的情報線 進行實際的驗收與測試
這是一種國與國之間的諜報交手 而戰線是拉的很長 是跨中國不少省份
可不是桃園到台北 或台北再到桃園搭機 那樣短距快速
可用最簡便方式 一部車就能搞定
再用以合法文件～掩護假外交身份 從中正機場 直接搭機送走人
六四期間 要說只靠民間的人際關係 那等於是與整國家機器～共產黨作對
若沒有組織性 一路上是由不同人馬 再交給不熟的人接棒 是很容易出錯失誤
.
不過有點讓人不解是 在武漢錄的那一段報平安錄音公開 是誰的主意
「我是柴玲，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我還活著......」
這會更激怒中共當局 反而下重手更積極去追查出
.
即便是柴玲 封從德 在這些年後 應還不知整個幕後作業內情
在當時 畢竟還沒逃出 不能讓他們知道太多 不然被逮會牽扯出太多人
成供逃出後 這條情報網路 將來更有存在的價值 更要保密
可能一個不經意說出的小片段
就會讓共產黨找到了線頭去破獲 反而不利以後的情報發展
就以搭船這一段 22年算是事過境牽了
不然要是在六四發生沒幾年後曝光 若要追出 以共產黨的逼供法 沒有問不出來的
.
或許許多人是對民運人士 是有過多的期盼和看法吧
在媒體上 許多人一見到柴玲和吾爾開希把自己吃胖了
會讓人不禁懷疑 當年的鬥志 是否還是一樣的堅定或是分了心
.
至於柴玲和封從德 在香港
中國共產黨 若有情資發現 應該是會試著用搶人綁架的方法 強押回大陸
但要說已經搭上機 會用飛彈擊落客機 或是派出米格機空中強行逼迫～外籍客機迫降大陸
那就是多慮了 想太多了 畢竟這個手段 反而會把事情搞得更嚴重
那時的中國共產黨 由於六四震壓的血腥畫面傳遍全世界 把民主國家與人民都惹火了 不可能再鬧太大
． 讓中華民國永遠存在．
Re: 柴玲怎麼逃出中國大陸
也不能怪法國人有此顧慮，畢竟中共軍機有過擊落國泰航班與台海的復興航空飛機的記錄！
更有擊落搭載「叛徒」的國軍HU-16之「戰功」！
在六四血腥鎮壓的畫面出現之後，當時很難不令人有此聯想。
更有擊落搭載「叛徒」的國軍HU-16之「戰功」！
在六四血腥鎮壓的畫面出現之後，當時很難不令人有此聯想。
奴才們總以為拒絕向自己主子下跪的人，必定是自己主子對頭的奴才。
Re: 柴玲怎麼逃出中國大陸
擊落國泰和復興？這事從未聽聞，還請前輩指教一下，謝謝。Ed 寫:也不能怪法國人有此顧慮，畢竟中共軍機有過擊落國泰航班與台海的復興航空飛機的記錄！
更有擊落搭載「叛徒」的國軍HU-16之「戰功」！
在六四血腥鎮壓的畫面出現之後，當時很難不令人有此聯想。
槍械的一切，我都求知若渴。
Re: 柴玲怎麼逃出中國大陸
應該是這件事情
http://army.chlin.com/BBS/redirect.php? ... nextoldset
http://milmag.com/2010/09/secrets-of-th ... china-sea/
Secrets of the East China Sea
by Ronald Regan, Leesburg, FL
There was an aviation incident that took place in the East China Sea on 1 October 1958. About 0600 hours, four National Chinese crew members, three Republic of China (ROC) officers and four U.S. servicemen routinely boarded a civilian Foshing Airlines (FAL), a PBY-5 named the “Blue Goose” on Matsu Island, for the return trip to Formosa for some much needed R&R. They were never seen again.
The four U.S. military personnel on board the Blue Goose were Army Major Robert C. Bloom (Eau Claire, WI); Captain Wayne A. Pitcher (Asbury Park, NJ); Navy radioman RM3 Dwight H. Turner (Clarence, MO), and Army PFC Claude L. Baird (Duff, TN). They were all members of the elite 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 (MAAG) and all were assigned to the Matsu Defense Command at the time they went missing.
A little history
In 1949 Chairman Mao Zedong (the new Communist leader at that time) forced General Chaing Kai-shek, under the threat of immediate death, if he and his free Chinese forces did not immediately vacate mainland China.
Chaing Kai-Shek moved his entire Army and his freedom-seeking friends to the mountainous island of Formosa (now known as Taiwan), some 100 miles from China’s Eastern coastline and for several years the East China Sea was peaceful. The second Formosa Strait crisis began in August 1958, when Communist China began in earnest to attempt to dislodge the free Chinese from their permanent status on Formosa using artillery, air combat and political venues. The U.S. responded, and just about every U.S. Army, Navy, Marine, Air Force and Coast Guard unit in the Pacific Theatre of Operation (PTO) was assigned to stop the Chinese saber rattling and its invasion of Formosa.
My service
I arrived on Okinawa with orders in hand on 15 October 1958. Stepping off a blue bus, I approached the main gate of Naha Air Force Base where I was unexpectedly detained. The OD arrived and drove me to my new assignment: the 25th Fighter Interceptor Squadron.
It was there that I quickly learned the 20th century history of China — and I had time because there were only two of us there. The A/2C acting first sergeant and I remained together on Okinawa during the three-month period while the 25th FIS remained on foreign assignment in Formosa.
And I can tell you it was lonely.
I broke into the drab green-and-white radar repair shop, housed in an old Navy Quonset hut, and began to repair defective radar black boxes. The E-4 radar repair mock-up system was still hooked up and was in very good shape.
Fortunately, a C-47 (Gooney Bird) finally showed up from Formosa — loaded with more defective and/or malfunctioning black boxes in need of repair. Thus began a weekly exchange of black boxes for the E-4 Fire Control System on the F-86D (Dog) aircraft.
I continued my repair operations until the 25th FIS returned victorious from its Formosa engagement on 1 January 1959.
However, it was not until 2009 that I became aware of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four servicemen aforementioned. I also learned that their bodies were never recovered and I wondered what happened to them.
Unanswered questions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has never acknowledged these missing men, nor have they ever honored them for the ultimate sacrifice they made in the cause of freedom. However, one thing is clear, on 1 October 1958, four American servicemen in uniform went missing, and they need to be acknowledged and honored and their families provided with answers.
Foshing Airlines reported that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MND) ruled the incident as a mid-air collision; the MND also ruled the plane was shot down, but no evidence of any wreckage was ever found and the MND cannot produce records to support that theory.
Brigadier General L.S. Bork, Commander of the 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 (1958-60), believes that the aircraft was taken by force to mainland China (U.S intelligence sources seem to confirm that scenario) because the aircraft carried valuable defense plans and had an unnamed “special cargo.” He also believes a $100,000 ransom was offered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for the delivery of the Blue Goose to Formosa.
During the second week of October 1958, an intelligence source reported that the aircraft and her crewmembers were seen in Shanghai shortly after the incident and, two weeks following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PBY-5, a Communist Chinese radio news broadcast reported that the PBY-5 aircraft reached the mainland and even identified one ROC officer who was on board and reportedly spoke on the broadcast.
During that same timeframe, two American families heard similar newscasts that reported the names of all the U.S. servicemen and confirmed they were being held by Communist China.
Mrs. Margret Baird Petree and Mrs. Sue Baird Walden, the sisters of PFC Claude L. Baird, have had a very difficult task in trying to unravel the unexplained issues of this case.
The Department of the Army declared the incident an “Operational Loss” and the servicemen were declared “missing” for a period of one year. Then, without any further proof or evidence, these men were listed under the “Presumptive Finding of Death” on 2 October 1959. The U.S. Army declared the flying boat was “lost without a trace,” and a thorough search by planes and ships found nothing new to report.
A report from 1 Oct 58 states that a U.S. military officer, a lieutenant colonel, went out on the beach to the PBY-5 before it left Quemoy Island. He stated that he went aboard and spoke with a fellow described to be blonde with rather short curly hair and dressed in civilian clothing. This man was not on the passenger list nor was he one of the Chinese crewmembers and this was the only time he was ever mentioned in a report. I would seem that nothing was ever done to follow up on this person, so I am led to conclude, what else is missing and why the cover-up?
Most important is what happened to the four U.S. military personnel? Where are they? Why were they detained with no explanation to their family members? Who has the answers?
Around 1960, all communication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the Army ceased. From 1958 to 1990 the surviving family members were unable to turn up any new evidence and all correspondence sent through their Congressman have resulted in nothing more than a simple reply extracted from an original 1958 Incident Report.
After the Baird sisters spent years of trying to find answers, in 2000 the DOD POW/MIA Office agreed to open the case, which is still active to this date.
=================================================================
民國47年10月1日傍晚，一架由馬祖飛回台灣的復興航空藍天鵝（PBY-5A）水陸兩用機失去連絡，機上4名美軍官兵與3名國軍官兵、4名機組員失蹤至今45年，美國國防部戰俘與戰爭失蹤人員辦公處最近正式向我駐美單位與國防部提出協助提供失蹤人員下落資訊的要求。目前我政府正設法研究如何協助美方。
http://army.chlin.com/BBS/redirect.php? ... nextoldset
http://milmag.com/2010/09/secrets-of-th ... china-sea/
Secrets of the East China Sea
by Ronald Regan, Leesburg, FL
There was an aviation incident that took place in the East China Sea on 1 October 1958. About 0600 hours, four National Chinese crew members, three Republic of China (ROC) officers and four U.S. servicemen routinely boarded a civilian Foshing Airlines (FAL), a PBY-5 named the “Blue Goose” on Matsu Island, for the return trip to Formosa for some much needed R&R. They were never seen again.
The four U.S. military personnel on board the Blue Goose were Army Major Robert C. Bloom (Eau Claire, WI); Captain Wayne A. Pitcher (Asbury Park, NJ); Navy radioman RM3 Dwight H. Turner (Clarence, MO), and Army PFC Claude L. Baird (Duff, TN). They were all members of the elite 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 (MAAG) and all were assigned to the Matsu Defense Command at the time they went missing.
A little history
In 1949 Chairman Mao Zedong (the new Communist leader at that time) forced General Chaing Kai-shek, under the threat of immediate death, if he and his free Chinese forces did not immediately vacate mainland China.
Chaing Kai-Shek moved his entire Army and his freedom-seeking friends to the mountainous island of Formosa (now known as Taiwan), some 100 miles from China’s Eastern coastline and for several years the East China Sea was peaceful. The second Formosa Strait crisis began in August 1958, when Communist China began in earnest to attempt to dislodge the free Chinese from their permanent status on Formosa using artillery, air combat and political venues. The U.S. responded, and just about every U.S. Army, Navy, Marine, Air Force and Coast Guard unit in the Pacific Theatre of Operation (PTO) was assigned to stop the Chinese saber rattling and its invasion of Formosa.
My service
I arrived on Okinawa with orders in hand on 15 October 1958. Stepping off a blue bus, I approached the main gate of Naha Air Force Base where I was unexpectedly detained. The OD arrived and drove me to my new assignment: the 25th Fighter Interceptor Squadron.
It was there that I quickly learned the 20th century history of China — and I had time because there were only two of us there. The A/2C acting first sergeant and I remained together on Okinawa during the three-month period while the 25th FIS remained on foreign assignment in Formosa.
And I can tell you it was lonely.
I broke into the drab green-and-white radar repair shop, housed in an old Navy Quonset hut, and began to repair defective radar black boxes. The E-4 radar repair mock-up system was still hooked up and was in very good shape.
Fortunately, a C-47 (Gooney Bird) finally showed up from Formosa — loaded with more defective and/or malfunctioning black boxes in need of repair. Thus began a weekly exchange of black boxes for the E-4 Fire Control System on the F-86D (Dog) aircraft.
I continued my repair operations until the 25th FIS returned victorious from its Formosa engagement on 1 January 1959.
However, it was not until 2009 that I became aware of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four servicemen aforementioned. I also learned that their bodies were never recovered and I wondered what happened to them.
Unanswered questions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has never acknowledged these missing men, nor have they ever honored them for the ultimate sacrifice they made in the cause of freedom. However, one thing is clear, on 1 October 1958, four American servicemen in uniform went missing, and they need to be acknowledged and honored and their families provided with answers.
Foshing Airlines reported that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MND) ruled the incident as a mid-air collision; the MND also ruled the plane was shot down, but no evidence of any wreckage was ever found and the MND cannot produce records to support that theory.
Brigadier General L.S. Bork, Commander of the 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 (1958-60), believes that the aircraft was taken by force to mainland China (U.S intelligence sources seem to confirm that scenario) because the aircraft carried valuable defense plans and had an unnamed “special cargo.” He also believes a $100,000 ransom was offered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for the delivery of the Blue Goose to Formosa.
During the second week of October 1958, an intelligence source reported that the aircraft and her crewmembers were seen in Shanghai shortly after the incident and, two weeks following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PBY-5, a Communist Chinese radio news broadcast reported that the PBY-5 aircraft reached the mainland and even identified one ROC officer who was on board and reportedly spoke on the broadcast.
During that same timeframe, two American families heard similar newscasts that reported the names of all the U.S. servicemen and confirmed they were being held by Communist China.
Mrs. Margret Baird Petree and Mrs. Sue Baird Walden, the sisters of PFC Claude L. Baird, have had a very difficult task in trying to unravel the unexplained issues of this case.
The Department of the Army declared the incident an “Operational Loss” and the servicemen were declared “missing” for a period of one year. Then, without any further proof or evidence, these men were listed under the “Presumptive Finding of Death” on 2 October 1959. The U.S. Army declared the flying boat was “lost without a trace,” and a thorough search by planes and ships found nothing new to report.
A report from 1 Oct 58 states that a U.S. military officer, a lieutenant colonel, went out on the beach to the PBY-5 before it left Quemoy Island. He stated that he went aboard and spoke with a fellow described to be blonde with rather short curly hair and dressed in civilian clothing. This man was not on the passenger list nor was he one of the Chinese crewmembers and this was the only time he was ever mentioned in a report. I would seem that nothing was ever done to follow up on this person, so I am led to conclude, what else is missing and why the cover-up?
Most important is what happened to the four U.S. military personnel? Where are they? Why were they detained with no explanation to their family members? Who has the answers?
Around 1960, all communication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the Army ceased. From 1958 to 1990 the surviving family members were unable to turn up any new evidence and all correspondence sent through their Congressman have resulted in nothing more than a simple reply extracted from an original 1958 Incident Report.
After the Baird sisters spent years of trying to find answers, in 2000 the DOD POW/MIA Office agreed to open the case, which is still active to this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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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47年10月1日傍晚，一架由馬祖飛回台灣的復興航空藍天鵝（PBY-5A）水陸兩用機失去連絡，機上4名美軍官兵與3名國軍官兵、4名機組員失蹤至今45年，美國國防部戰俘與戰爭失蹤人員辦公處最近正式向我駐美單位與國防部提出協助提供失蹤人員下落資訊的要求。目前我政府正設法研究如何協助美方。
官待民如芻狗, 民視官如仇寇!
Re: 柴玲怎麼逃出中國大陸
傳聞當時香港的某個[社團]曾經幫助過民運人士偷渡,十幾年後該[社團]負責人卻北上輸誠
Re: 柴玲怎麼逃出中國大陸
当年劫后余生的很多普通大学生对她可是恨之入骨，因为在双方谈判末期的时候是她率先表态要强硬到底绝不对让，开始镇压后她又第一时间从前线跑掉丢下数千同学，只带几个心腹经外交渠道逃跑。我探访过的一个当事人（此人已在农村抄电表20年）对我说，她当时要真的对生命负责，就应该在军队开始镇压时带领领导团队组织驱散学生，或者关键时刻主动站出来自首以保全大家，姝不见当时因为混乱的局势由于他们几个首脑集体失踪牺牲了多少人？更可耻的是她丢下一群没头苍蝇一样的同僚自己跑路后，再没做出一点实质性的事情：在西方世界二十多年除了骂北京政府外就是领着政府补贴浑浑度日。我个人觉得她的这些做法实在是恶心至极，即使我对当年的事情抱再高的同情也不会觉得她是什么高尚的人物。
Re: 柴玲怎麼逃出中國大陸
這一點 確實是引來部份人士非議
六四是個不成功的革命 然而六四雖然失敗了 但六四的意義與精神 將會是歷史上存的一個偉大見證
六四是代表當時中國人民的覺醒 代表是中國人民向共產黨說不的勇敢表現
然而革命 古今中外 就是如此 有如戰場上 帶頭領導者 不一定會是堅持最後一個退
或許 一直以來 人們都把領導革命者 當成聖人吧 如果時間倒轉可以選擇
1 是要領導學生 留下一起犧牲
2 還是讓他們被逮 受不了刑罰 改變說詞用來打擊六四呢
3 還就讓這些學生領導者先走逃到海外 把六四的聲音和精神 向國外發聲呢
而pest兄 您會認為那一種方式是最好
在當時 柴玲 吾爾開希 王丹逃出 確實給的中國共產黨相當難堪
代表在中國共產黨統制下 還是有人民是冒險身家危險 掩護他們逃出 而非出賣學生
就思想作戰上 他們代表人物 把六四的精神 向海外作了控訴與宣傳 並沒有讓廣場上的人白白犧牲
不容否認 從另一個層面 六四當年逃出的學生 幾年之後的表現 確實是慢慢讓人覺得失望
～ 或許 一直以來 人們都把領導革命者 當成聖人吧
～ 或許 我們認為他們應該要這一生 為六四背上十字架 永遠不要忘記廣場上的群眾與學生
～ 或許 他們認為自己的六四階段任務達成了 該要為自己下半身打算吧
六四天安門事件 至今仍是中國共產黨不敢面對的歷史
依照鄧小平在共產黨中長年鬥爭下性格推論與分析
他是不可能讓中國共產黨的政權 在他手上消失 讓中國出現西方的自由民主
從他決定由軍區調動軍隊入北京的命令下達 其實已經打定主意要動手 以武力鎮壓
六四是個不成功的革命 然而六四雖然失敗了 但六四的意義與精神 將會是歷史上存的一個偉大見證
六四是代表當時中國人民的覺醒 代表是中國人民向共產黨說不的勇敢表現
然而革命 古今中外 就是如此 有如戰場上 帶頭領導者 不一定會是堅持最後一個退
或許 一直以來 人們都把領導革命者 當成聖人吧 如果時間倒轉可以選擇
1 是要領導學生 留下一起犧牲
2 還是讓他們被逮 受不了刑罰 改變說詞用來打擊六四呢
3 還就讓這些學生領導者先走逃到海外 把六四的聲音和精神 向國外發聲呢
而pest兄 您會認為那一種方式是最好
在當時 柴玲 吾爾開希 王丹逃出 確實給的中國共產黨相當難堪
代表在中國共產黨統制下 還是有人民是冒險身家危險 掩護他們逃出 而非出賣學生
就思想作戰上 他們代表人物 把六四的精神 向海外作了控訴與宣傳 並沒有讓廣場上的人白白犧牲
不容否認 從另一個層面 六四當年逃出的學生 幾年之後的表現 確實是慢慢讓人覺得失望
～ 或許 一直以來 人們都把領導革命者 當成聖人吧
～ 或許 我們認為他們應該要這一生 為六四背上十字架 永遠不要忘記廣場上的群眾與學生
～ 或許 他們認為自己的六四階段任務達成了 該要為自己下半身打算吧
六四天安門事件 至今仍是中國共產黨不敢面對的歷史
依照鄧小平在共產黨中長年鬥爭下性格推論與分析
他是不可能讓中國共產黨的政權 在他手上消失 讓中國出現西方的自由民主
從他決定由軍區調動軍隊入北京的命令下達 其實已經打定主意要動手 以武力鎮壓
． 讓中華民國永遠存在．
Re: 柴玲怎麼逃出中國大陸
M16A1兄此言差矣，您的语言中有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您说柴玲他们出逃是为了传达“六四精神”，但是您忽略了当时出逃的不是一个领导人，而是整个领导集体。当时抗议的“领导”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人，而是一个团体，有组织有结构的政治领导团体。
您说当时他们是为了向世界传达他们的声音而选择战略撤退保持实力，那请问为什么他们是一齐逃跑的而连一个组织断后指导的人都没留下？一个撤退的命令都没下达？如果他们真的有那么高尚的话他们完全可以选择将几个主要核心人物送至国外，而留下部分人员对学生进行组织撤退和驱散，即使留不下人马也完全可以先下达解散的命令再跑。这样一方面保留了革命的火种，另一方面维护了现场大学生的生命。然而现实如何呢？所有领导一夜之间全部消失，而其最后的指示居然是要学生们向清场的解放军发起进攻！！！血肉之躯冲击钢铁防线啊！！！
我不知道当时现场阵亡的解放军是不是死于这些命令之下，但是这最起码证明了柴玲为首的几个领头人根本没将学生性命当作一回事……甚至我可不可以略含恶意地揣测他们只是将现场的学生当作拖延时间，帮助他们逃脱的工具？
虽然他们做这件事的理由很高尚，“自由”、“民主”、“推动历史进步”、“向世界展示中共的残暴性”……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每次向西方人展示那些主动冲击解放军防线，主动把血肉之躯堵在坦克和装甲车前而丢掉自己宝贵的生命的照片时，他们的良心可否安宁？
他们的口号是好的，理念是高尚的，不过我从他们所作所为中看不到任何高尚的成分：一次又一次“强硬到底”，一次又一次提出近乎不可能的谈判要求，对赵紫阳表达的善意不闻不问，对邓小平的最后通牒无动于衷，甚至在最后关头还鼓动学生主动冲击解放军，向清场的解放军发起进攻，自己则躲到大使馆里悄悄偷渡出国……从这些行动中我只看到他们想推翻中共而“一步登天”的决心，丝毫看不到“民主”、“博爱”、“大同”的思想存在。即使是当年70年代的法国大罢工也是一次又一次谈判，一步又一步妥协走过来的，柴玲在谈判过程中可曾妥协过？他们的强硬换来了什么？痛失了谈判的最佳时机，赵紫阳被迫下台，主张和平谈判的中央领导全部被清算，邓小平直接插手政务，中央立场全面强硬化，左倾思想全面回潮，中国陷入了改革开放后最长的一次长达三年的政治低谷……最后，还有清场中死亡的无数学生和解放军。
所以说，我虽然痛恨中共，对其统治极其不齿，但我也绝不会对柴玲为首的领导集团抱有一丝好感。
您说当时他们是为了向世界传达他们的声音而选择战略撤退保持实力，那请问为什么他们是一齐逃跑的而连一个组织断后指导的人都没留下？一个撤退的命令都没下达？如果他们真的有那么高尚的话他们完全可以选择将几个主要核心人物送至国外，而留下部分人员对学生进行组织撤退和驱散，即使留不下人马也完全可以先下达解散的命令再跑。这样一方面保留了革命的火种，另一方面维护了现场大学生的生命。然而现实如何呢？所有领导一夜之间全部消失，而其最后的指示居然是要学生们向清场的解放军发起进攻！！！血肉之躯冲击钢铁防线啊！！！
我不知道当时现场阵亡的解放军是不是死于这些命令之下，但是这最起码证明了柴玲为首的几个领头人根本没将学生性命当作一回事……甚至我可不可以略含恶意地揣测他们只是将现场的学生当作拖延时间，帮助他们逃脱的工具？
虽然他们做这件事的理由很高尚，“自由”、“民主”、“推动历史进步”、“向世界展示中共的残暴性”……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每次向西方人展示那些主动冲击解放军防线，主动把血肉之躯堵在坦克和装甲车前而丢掉自己宝贵的生命的照片时，他们的良心可否安宁？
他们的口号是好的，理念是高尚的，不过我从他们所作所为中看不到任何高尚的成分：一次又一次“强硬到底”，一次又一次提出近乎不可能的谈判要求，对赵紫阳表达的善意不闻不问，对邓小平的最后通牒无动于衷，甚至在最后关头还鼓动学生主动冲击解放军，向清场的解放军发起进攻，自己则躲到大使馆里悄悄偷渡出国……从这些行动中我只看到他们想推翻中共而“一步登天”的决心，丝毫看不到“民主”、“博爱”、“大同”的思想存在。即使是当年70年代的法国大罢工也是一次又一次谈判，一步又一步妥协走过来的，柴玲在谈判过程中可曾妥协过？他们的强硬换来了什么？痛失了谈判的最佳时机，赵紫阳被迫下台，主张和平谈判的中央领导全部被清算，邓小平直接插手政务，中央立场全面强硬化，左倾思想全面回潮，中国陷入了改革开放后最长的一次长达三年的政治低谷……最后，还有清场中死亡的无数学生和解放军。
所以说，我虽然痛恨中共，对其统治极其不齿，但我也绝不会对柴玲为首的领导集团抱有一丝好感。
Re: 柴玲怎麼逃出中國大陸
當年如果能留下一個有份量的人
仿效當年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
或許今天的中國可能又是另一番氣象
只是歷史沒有如果..................
仿效當年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
或許今天的中國可能又是另一番氣象
只是歷史沒有如果..................
專職中韓口筆譯工作者
專任口筆譯工作
--
繼女人充滿愉悅的呻吟聲, "咖擦"一聲,彈匣與槍體的結合,子彈上膛的聲音,永遠是賞心悅目的
專任口筆譯工作
--
繼女人充滿愉悅的呻吟聲, "咖擦"一聲,彈匣與槍體的結合,子彈上膛的聲音,永遠是賞心悅目的
Re: 柴玲怎麼逃出中國大陸
She said that she is believe in God now. Then I hope she has already fabricated the lie that she want to say when she is facing the judgement day.
She is one of the few shameless bitch I had ever seen.
She is one of the few shameless bitch I had ever seen.
Re: 柴玲怎麼逃出中國大陸
大型事件進展 不同角度有不同解讀 然而這個發展過程 只有一個進行式
當時六四這些大學生 出自對未來中國的愛國心
是天真驕傲 以為可以改變推翻共產黨 但後來發展 不是他們能控制
相信鎮壓之前 沒有國外勢力介入 因為這會成為動手藉口
所以當中 沒有像是對日抗戰或越戰時期 參雜不同目的的政治學生
群眾或學生之中 有沒有混入被共產黨 吸收眼線或線人 誰也不敢保證
任何執政政權 都會用這招打入觀察 掌握情資
.
而當年自視甚高的大學生 那有什麼軍事或政治組織能力
大學生 除了自傲天真外 還有一個特性 真正出大事要扛下 就慌了
願意犧牲留下斷後 那真是太理想化 或許叫他們逃的 另有上文的考量
歷史就是如此 時勢會造出英雄 但會看出無法承受壓力的人性弱點
.
任何群眾運動 一旦規模與人數 大到某種程度 加上時間一拖久
那就不是一個口令 可以下達到全部的人會聽從
.
當年在中國大陸外的民主國家 只能關心天安門的進展
因為中國大陸太大 共產黨雖落後但有龐大傳統軍隊 根本無法介入
中國大陸要變天 只有靠中國人的自覺與力量 如前蘇聯一樣
.
吾爾開希 當年和李鵬談判 亦被事後解讀犯了一些錯誤
吾爾開希是過度高傲失言
忘了對象是 會殘殺人民 政治鬥爭手腕相當高的中國共產黨
當時六四這些大學生 出自對未來中國的愛國心
是天真驕傲 以為可以改變推翻共產黨 但後來發展 不是他們能控制
相信鎮壓之前 沒有國外勢力介入 因為這會成為動手藉口
所以當中 沒有像是對日抗戰或越戰時期 參雜不同目的的政治學生
群眾或學生之中 有沒有混入被共產黨 吸收眼線或線人 誰也不敢保證
任何執政政權 都會用這招打入觀察 掌握情資
.
而當年自視甚高的大學生 那有什麼軍事或政治組織能力
大學生 除了自傲天真外 還有一個特性 真正出大事要扛下 就慌了
願意犧牲留下斷後 那真是太理想化 或許叫他們逃的 另有上文的考量
歷史就是如此 時勢會造出英雄 但會看出無法承受壓力的人性弱點
.
任何群眾運動 一旦規模與人數 大到某種程度 加上時間一拖久
那就不是一個口令 可以下達到全部的人會聽從
.
當年在中國大陸外的民主國家 只能關心天安門的進展
因為中國大陸太大 共產黨雖落後但有龐大傳統軍隊 根本無法介入
中國大陸要變天 只有靠中國人的自覺與力量 如前蘇聯一樣
.
吾爾開希 當年和李鵬談判 亦被事後解讀犯了一些錯誤
吾爾開希是過度高傲失言
忘了對象是 會殘殺人民 政治鬥爭手腕相當高的中國共產黨
． 讓中華民國永遠存在．
誰在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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