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篇台灣部落客上關於六四的文章

[aerostar]

還想補充一點，民主社會是人類文明進化的大勢所趨。本人根本沒有中國，或者中國大陸不需要民主這個意思。只是通往民主的道路只有一條。孫文，蔣介石，毛澤東都不成功，原因雖然不盡相同，但最主要的，還是我們中國人對絕對權利的崇拜太重，缺乏獨立思考還有缺乏寬容。但在國際化的今天，人民的認識也在不斷的提高。我相信中國大陸也終有民主的一天。只是這種幻想通過讓統治階級垮台的辦法，已經用了快一百年了。有用嗎？

[麻州獵鹿人]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 ... 95,00.html

今日晚報 2008.06.10　
江陳上桌前　胡錦濤：最難辦是馬英九
【中時電子報楊舒媚／專題報導】

兩岸中斷了十年的正式管道會晤，將於六月十一日重啟。常年奔走兩岸、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及其側近智囊「絕對通得上氣」的人士，在兩岸兩會上桌談判前，曾深入打探胡錦濤的「狀態」。據瞭解，對於此次兩岸會談，胡錦濤當前仍處於力促其成的態度，不過，在決策過程中，胡也曾產生心理上的周折。

愛下指導棋、胡一度要下馬威

主要是台灣的新總統馬英九一上台後就「下指導棋」，表示七月四日兩岸一定直航，問題是，雙方當時「連談都沒談」。據瞭解，胡錦濤方面因此「非常不高興」，並有「何必與他（馬英九）共舞」的想法，加上馬英九於四月底內定親李登輝的賴幸媛接任陸委會主委，此一人事案也讓對方感到突兀，親近胡錦濤班底的人士指，「他們那時是打算讓它（馬英九的直航政見）跳票的！」

就在此際，兩件大事使得胡錦濤的態度峰迴路轉。遠一點的，今年三月中共在西藏開槍鎮壓，此事的後續負面效應太大，不僅國際觀感不佳，甚至有可能影響八月北京奧運的穩定舉行；近期的催化劑，則是五月十二日發生四川大地震，造成了嚴重傷亡。

這兩件事又造成怎樣的「蝴蝶效應」，導致兩岸促談呢？

後悔西藏開槍 轉促兩岸會

親近胡錦濤方面人士指出，其實胡錦濤對於在西藏開槍的決定是「感到後悔的」。該人士表示，胡錦濤與其班底體認，資本主義在中國如此發展下去，勢必帶動民主化，不過，民主化有一定流程，共產黨內仍有尚未跟上的鷹派力量，正是這些力量，讓胡錦濤做出幾乎「英明毀於一世」的鎮壓決定。

胡與其側近人士認為，這樣的鷹派若用政治或軍事手段對付，勢必引發更為腥風血雨的鬥爭，但改革開放又逼得黨國都不能再像過去專制集權，近期與胡「透了氣兒」的人士透露，胡錦濤很清楚，「中國的問題很大的！」

西藏事件後，據指出，胡錦濤方面思考，必須「讓世界的齒輪來帶動中國」。就像朱鎔基在國務院總理任內，決心讓中國與WTO接軌，「讓世界經濟帶動中國經濟」一樣，讓外面的開放來帶動中國的開放，如此才不會再讓中國於鷹派的壓力下「開出下一槍」。

這也就是為什麼西藏事件後，胡錦濤方面急著跟達賴喇嘛對話；四川發生大地震，中國也一改過去唐山大地震全面封鎖的作法，連綿陽這麼重要的軍事重地都開放採訪。近期與胡錦濤陣營對話的人士指出，這種程度的開放，對台灣人而言稀鬆平常，但對長期管制輿論的中國而言，卻是一件「大事」，畢竟「文宣」是他們所把持的最後一塊處女地。

為了讓鷹派更「開化」，西藏與四川問題的後續處理都朝開放的角度前進，當中國的民主化非走不可，之前想要給馬英九「下馬威」的台灣議題，因此重新評估。

台疏通賴人事案、胡轉念上桌談

與胡錦濤側近對話過的人士表示，胡錦濤也清楚民主化不能「由中央下令」，但可以透過台灣這個樣板耳濡目染，尤其台灣若開放大陸觀光客，民主的氣息、文化素養的培植，才會讓中國的民主化非經流血而「水到渠成」。

西藏與四川事件刺激了胡錦濤引外部力量解決內部議題的思路；另一方面，台灣方面據稱曾派人就賴幸媛人事案，作了至少「副總理級以上」的疏通。內外條件的轉圜，讓胡錦濤收回原先想給馬英九「下馬威」的思緒，大轉彎讓兩岸速談。

陳雲林 非對台人事首選

胡錦濤態度確實是後來才改變的，這可由海協會人事案看出。近胡人士指出，「海協會人事六月四日（六月十一日復談前一周）才定的，不是嗎！」該人士表示，中國方面原先屬意的海協會會長並非陳雲林，而是六四之前曾擔任政協副主席兼統戰部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閻明复。

閻明复在六四後被免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據稱因為他在民運期間表態同情學生所致。閻明复普遍被視為趙紫陽的舊部。此外，閻明复的父親是中共統戰部首任部長閻寶航，由於閻寶航曾在國民黨內擔任高官，因此閻家父子與前國民黨官員有密切聯系。

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曾表示希望閻明复多多參與對台事務，但被一心淡出政壇的閻明复拒絕。他近年是親民主刊物《炎黃春秋》的支持者。閻明复下台前曾與現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有密切合作。一九八九年一月，溫家寶和閻明复曾分乘兩架直升機，帶領醫療隊伍從西藏拉薩到日喀則搶救病危的班禪喇嘛 ，他也是促成胡錦濤在一九八八年出任中共西藏黨總書記的核心人物。對照歷史，當年辜汪會時，現任國安局長、前海基會副董兼秘書長許惠祐曾清楚點出，李登輝那時根本「沒有給他們一定要談成的壓力」。反觀胡錦濤原想讓對台灣較有歷史感情，且傾向民主開明的閻明复上場，可以瞥見胡處理此次會談不一樣的心境，據瞭解，胡錦濤與國務院總統溫家寶一直沒放棄此一人事安排，還數度探望閻，只是閻明复身體太差，不能受到感染，胡錦濤撐到最後關頭確認閻無法上陣，才讓陳雲林代打。

李派密使、扁引太子幫都功虧一匱

一九四九年以後，兩岸要坐上談判桌，除了長期累積，也要有歷史的運氣（如表，請點選這裡）。李登輝在九○年先派密使打前鋒，在前方和對手把劇本都「喬」好以後，加上對手想要走出天安門事件陰影的企圖，才有一九九三年辜汪會談的風雲際會；一九九八年，中國忙著「大國崛起」，連談都不想談，於是辜汪也只有「會晤」而非「會談」，後來發生兩國論，兩邊的戲更唱不下去。

到了扁政府時代，即便是「一邊一國」、「防禦性公投」……讓兩岸交往陷入冰點，據指出，扁也不是沒想與對岸「和」過。前陸委會主委陳明通自稱學者時期曾當過「兩岸密使」，不過據瞭解，陳明通並未接觸到核心，頂多到智庫、學者層級；另一位前陸委會主委吳釗燮，更曾有引入「太子幫」的念頭。

據瞭解，吳釗燮任陸委會主委時，有團體欲促成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之子、統戰部副部長、全國工商聯黨委書記胡德平來台，原本對方已經答應，但後來台灣方面的「但書」讓對方卻步。據指出，那時台灣要求胡德平來訪，對岸也要讓當時的陸委會企劃處處長張良任過去，同時，吳釗燮要求與胡德平有「私下的會晤」。

但因氣氛未到、機運欠佳，扁政府時代用盡力氣，還是讓可能融冰的半官方會面胎死腹中。

胡錦濤上台後，陳水扁的台獨作為讓對岸不信任，馬英九未當選前沒有發言權，因此，奔走兩岸的一些「鬆土隊」，有段時間與胡錦濤團隊展開接觸與遊說，「畢竟發牌的是他」，與胡有接觸的人士這麼形容。

再加上胡錦濤有任期的壓力。一次十年的中國領導人任期，胡錦濤只剩五年，曾與胡幕僚深談的人士表示，「下一接班梯隊習近平已經等在那裡了，胡錦濤五年內一定要做好一些事！」

胡有簽和平協定意向

據指出，胡錦濤有簽訂「和平協定」的意向，畢竟這絕對能為他留下歷史定位，「真簽成了，是可以拿諾貝爾和平獎的！」近胡人士如此描述他的思維。

從胡錦濤與馬英九的任期來看，馬英九四年後就要面對連任的壓力，所以和平協定最好的促成時機是在馬連任前，但此事無法一步到位，前面還有兩岸共同市場要鋪陳，兩岸共同市場前，還要解決人民幣、貨運包機……等牽涉實質利益的議題，四年時間未必夠用，這也是為何到頭來，胡錦濤連對馬「下個馬威」都不下了。

若依胡錦濤的時間表，卸任前簽訂兩岸和平協定絕對是高難度任務，連國安局長許惠祐日前於立法院接受質詢時，都不看好兩岸兩年內可簽成和平協議。九○年代李登輝派兩岸密使與對方會談時，第二次密會就談過兩岸和平協議，但第三次會面時，此事就已宣告破局，就因為兩岸的主權定位棘手，後來才決定繞過不碰，先讓辜汪見面，慢慢再談，最後花了十年，此一議題連摸也摸不到。

如今，胡錦濤雖有意願，馬英九也把簽訂和平協定列為競選承諾，不過據指出，胡錦濤與其班底認為，要促成這件事，最難辦的，「是馬英九。」

胡對馬最傷腦筋

一是馬英九最怕被扣紅帽子，而且已宣示「任內不談統一」，除非兩岸和平協定能找出繞過主權的方式，否則，統獨敏感神經豈可能不碰觸。

再者，馬英九一到六四就要K老共一頓，儘管今年其六四言論已經算是和緩，但類似西藏事件發生時「不排除抵制北京奧運」等言論，也都讓胡錦濤方面夠頭痛了。

讓胡錦濤及其幕僚最傷腦筋的是，「馬英九這個人不好接觸。」從國共平台、博鰲會、乃至吳伯雄以現任執政黨主席身分訪陸，胡錦濤方面不斷在馬英九身邊「探路」，但據指出，國民黨以往與對岸只有榮譽黨主席連戰的「單線」聯繫，馬英九對此大有意見，因此樂見黨內其他勢力讓「單線」變「多線」，以減低其威脅性，不過，對於有些人因此拚命往大陸跑，馬並非完全贊同。

與胡錦濤及其班底有接觸的人士指出，問題是，「人家找不到管道跟你馬英九接觸啊！」

從馬英九的角度看，他雖有實踐競選政見的壓力，但更怕「賣台」的背後靈，加上他不讓人「走後門」的個性，因此對岸自然「找不到管道」與馬接觸。在種種狀況下，胡錦濤也只能靠所謂的二軌、三軌、N軌……絡繹於途，一步步搭起兩岸再會的舞台。

從胡錦濤想什麼、馬英九要什麼看來，馬、胡二人在重重帷幕後，彼此意志與謀略的交手，比起只是上場唱齣戲的江丙坤與陳雲林，更富深意也更值得關注。

[MikeH]

小蔣沒讓台灣留太多血就民主化 當然有他的貢獻
但是沒有黨外人士前仆後繼抗爭的話 他會主動解嚴開放報禁黨禁嗎
搞不好還以為全民擁戴國民黨統治哩

[aerostar]

MIKEH兄，那是自然。没有反对意见，只有一个声音，当然就什么也不用改了。

我前面说的意思，就是这个反对意见，应该在什么时候适可而止。2000年驴象大战，一直闹到最高法院，但最终，面临国家分裂和动乱的危险，GORE选择了认输。这是很了不起的。台湾的两次政党更替，国民党在两颗子弹的阴影下选择认输，也同样是非常了不起的。政治运动再大，也没有国家大。

我对六四当年的“领袖”们最不满的，就是当时他们根本就没有把国家，人民放在眼里。在他们的眼里，只有自己的利益！他们要见血，别人的血。而且不达到自己的目的，决不罢休。结果呢，是中国民主的倒退，是死了那么多的人。二十年后，那个高喊着要共产党下台，要用鲜血“唤醒”民众，要保留“革命火种”的婊子，现在倒开始要和共产党政府旗下的企业作生意了。。。。

[shologon]

沒錯，如果你想延伸一下，這個例子非常好。孫文的革命成功了嗎？中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了嗎？中國歷史上的暴力運動，有幾個是過後成立人民民主社會制度的？

我不是在說孫文是否成功，我也同意漸進的改良比暴烈的革命要更適宜一些——但是，我反對aerostar兄的結論，因為那種邏輯讓我感覺就好像看見有人反抗強姦失敗就說反抗是錯誤的、只有老老實實被姦才是正道一樣

在這以後，就是被「某種勢力」推動的了...如果人民在這些勢力面前不知道選擇，不曉得利害，那這樣的人民還真就該死。尤其是在經過一個六四之後！人，要長記性！

我的意思很簡單，有外國勢力參與並不等於罪惡——這與戒嚴後是否應該對抗是兩回事——否則有蘇聯背景的中共豈不天然不合法？反過來說——儘管對俄國和西方我都沒有好感——既然一些人可以親俄，為什麼另一些人就不能親西方？

還想補充一點，民主社會是人類文明進化的大勢所趨。本人根本沒有中國，或者中國大陸不需要民主這個意思。只是通往民主的道路只有一條。

人類社會難道只能有所謂"民主政治"這一種選擇？難道西式社會就是"歷史的終結"？——當然，不管何種政制，真正的自由和人權應當受到普遍保障。

麻州獵鹿人兄的貼文又讓我想起一個疑惑：胡這樣一個加強對言論的箝制、停掉鄉鎮長直選試點、表示"在管理意識型態上，我們要向古巴和朝鮮學習"的家伙，竟然能被外間吹捧為改革派，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MikeH]

MIKEH兄，那是自然。没有反对意见，只有一个声音，当然就什么也不用改了。

正是如此
所以全歸功於當權者不但對異議人士不公平 更反映出強烈的封建思想

[aerostar]

我不是在說孫文是否成功，我也同意漸進的改良比暴烈的革命要更適宜一些——但是，我反對aerostar兄的結論，因為那種邏輯讓我感覺就好像看見有人反抗強姦失敗就說反抗是錯誤的、只有老老實實被姦才是正道一樣

我的意思很簡單，有外國勢力參與並不等於罪惡——這與戒嚴後是否應該對抗是兩回事——否則有蘇聯背景的中共豈不天然不合法？反過來說——儘管對俄國和西方我都沒有好感——既然一些人可以親俄，為什麼另一些人就不能親西方？

人類社會難道只能有所謂"民主政治"這一種選擇？難道西式社會就是"歷史的終結"？——當然，不管何種政制，真正的自由和人權應當受到普遍保障。

麻州獵鹿人兄的貼文又讓我想起一個疑惑：胡這樣一個加強對言論的箝制、停掉鄉鎮長直選試點、表示"在管理意識型態上，我們要向古巴和朝鮮學習"的家伙，竟然能被外間吹捧為改革派，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shologon兄想要簡單的類比請自便。我有時也真希望中共就簡單得象一個強姦犯，這樣也省得我多費口舌讓人看到這當中的區別。不管你承不承認，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我們大陸人就是在被強姦著，而且世界上其它國家的人除了道義上的支持，他們也拿「強姦犯」沒辦法。而且現在那些國家也和「強姦犯」做生意作得正紅火，世界警察在哪裡？我所呼籲的，不是不反抗，而是如何反抗的問題。不要人被奸了，再被殺了而已。我這麼說你是否能接受？

外部勢力要參與當然無法避免，親哪一方都無所謂。但作為一個國家的公民，要有自己的頭腦。不要被當了槍使，被賣了還幫人數錢。六四本來可以不流血，中國的民主本來可以進步。但就是被親西方的人搞砸了。現在親西方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只要自己付出的代價可以承受就行，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六四我們中國人付出了代價，但什麼也沒有得到。而且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你就真的是非親共就是親西方嗎？有點獨立人格行不行？

西式社會並不會是「歷史」的終結，但中國現在的政治體制，比西方就是不如。想走第三條路當然好。如果我們中國人能走出一條比西方更先進的路當然好，也是我盼望的。不過目前中國的情況來看，還是在老的基礎上做一天和敲一天鐘，並沒有積極的進取。

[aerostar]

正是如此
所以全歸功於當權者不但對異議人士不公平 更反映出強烈的封建思想

黃兄，我也許對異議人士著墨不多，但從未敢否定他們的功勞。不過一件事能成還是不能成，是有關鍵的。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許是最輕的，但沒有它，駱駝就是壓不倒。蔣經國之所以成為蔣經國，也許是異議人士持續施壓的成果。但對於他們對台灣民主社會形成的貢獻誰大誰小，這是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多談無益。

[hantai]

從馬英九的角度看，他雖有實踐競選政見的壓力，但更怕「賣台」的背後靈，加上他不讓人「走後門」的個性

想到選前某些人士宣傳馬英九是同性戀一事
看到這句忍不住笑了

[shologon]

不要人被奸了，再被殺了而已。我這麼說你是否能接受？

我好像没有否定方法问题吧

但就是被親西方的人搞砸了。現在親西方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只要自己付出的代價可以承受就行，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六四我們中國人付出了代價，但什麼也沒有得到。而且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你就真的是非親共就是親西方嗎？有點獨立人格行不行？

六四的悲剧应当说被双方搞砸了，以致除了一些拿绿卡的人以外各方皆输，不过您也承认“亲西方”并不等于错误啦。至于被人当枪使...在这个世界上恐怕都难免吧，无非看能否换得且换得的利益是否足够罢了 正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我对亲俄、亲西方都没好感，只是觉得把这些等同于罪恶比较...呵呵

西式社會並不會是「歷史」的終結，但中國現在的政治體制，比西方就是不如。想走第三條路當然好。如果我們中國人能走出一條比西方更先進的路當然好，也是我盼望的。不過目前中國的情況來看，還是在老的基礎上做一天和敲一天鐘，並沒有積極的進取。

确实没有积极的进取，不知这王朝的轮回几时能结束？

[shologon]

　　劉曉波，作家、原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前任獨立中文筆會主席。1989年6月6日至1991年1月因參加八九民運被捕入獄，此後因繼續從事民運、呼籲平反六四而多次被捕或監視居住。曾兩獲美國《人權觀察》海爾曼人權獎、三獲香港人權新聞獎項及2004年度無國界記者與法蘭西基金會捍衛言論自由獎。

　　下文轉自1993年7月《北京之春》總第二期，為劉曉波所著《末日倖存者的獨白》章節，該書1993年由中國時報出版社出版。

撤離廣場
——《末日倖存者的獨白》連載之二

劉曉波

　　【編者按】本刊上期轉載了劉曉波所著《末日倖存者的獨白》第三章“絕食在紀念碑上”的第一節“人群的誘惑”。現根據讀者的要求繼續轉載。本期轉載的是第三章的第二節“撤離廣場”，所記載的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至六月四日的事情。


　　大概是晚上十一點鐘左右，“學運之聲”廣播站宣佈在廣場進行民主大學的開學典禮，名譽校長嚴家其發表演講。他講話的中心內容是要求李鵬必須辭職，如果李鵬還繼續與人民為敵，必將要接受人民的審判。他最後說：“如果政府用暴力鎮壓民主運動，我們將以鮮血和生命來捍衛、來鑄造中國的民主事業。”嚴家其講完後，廣場指揮部宣佈了民主大學校委會的成員名單。我覺得現在還成立什麼民主大學有點兒滑稽。更荒謬的是我的名字也進了校委會。我在這之前從未聽說過要成立民主大學的事，更沒有人徵求過我是否同意進入民主大學，民主大學的辦學宗旨我一點兒也不知道。
　　民主大學的開學典禮結束之後，“學運之聲”廣播站宣佈：據可靠的消息，戒嚴部隊將于淩晨至四點鐘之間進入廣場。號召人們“血戰到底”。大概是六月四日一點鐘左右，廣場已經被戒嚴部隊圍住，官方的廣播開始播放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聯合發出的“緊急通告”，大意是：現在，首都發生了反革命暴亂，為了保衛社會主義的人民共和國和共和國的首都，戒嚴部隊將於今晚採取行動平息反革命暴亂。為了保障廣大市民的人身安全，特緊急通告如下：市民們不要上街，更不要去天安門廣場，凡是滯留在天安門廣場的人必須立即離開……不聽從勸告者，我們將無法保證其人身安全，一切後果由本人負責。
　　“緊急通告”一遍遍地反復播放，威嚴的語氣和不容爭辯的措辭令人生畏。廣場的四周不斷地響起零星的槍聲。我走出絕食棚，看見密集的人群正以最快的速度向廣場的四面八方疏散。客觀的時間起碼有十幾分鐘，但我的主觀感覺中仿佛僅僅是一瞬，偌大的天安門廣場變得空空蕩蕩，只剩下紀念碑附近的數千人。“看起來真要動手了。”我在心裡重複著這句話，第一次真切地感到可能隨時面對全副武裝的軍人，面對棍棒、刺刀、催淚彈和槍口。可是，也許由於突然逼近的危險使我驚呆了，也許因為亢奮的大腦還沒有轉過彎，我當時並沒有感到恐懼，也不想找他們三人商量一下，看看究竟怎麼辦。我呆呆地站了足有十幾分鐘，毫無感覺地回到絕食棚中。
　　周舵和侯德健也沒有表現出任何驚慌失措的感覺，似乎我們是處在一場血腥大戰的最安全地帶。但是，不斷地有人進來，描述著外面令人恐懼的氣氛。我聽了這些感到應該做點什麼，但又的確不知道要做什麼。索性躺在床上，閉目養神。但是，一躺下又覺得危機四伏，很不安全。絕食棚附近的糾察線已經沒有了，絕食棚也再不是難以接近的“聖地”。人們進進出出，傳遞著各種消息。幾個一直守在門口的糾察隊員象宣誓似地對我們說：“四位老師，萬一發生危險，我們一定保證你們的安全。要是死也死在一起。”
　　六月四日二時左右，“學運之聲”廣播站傳出了吾爾開希的聲音，他號召人們堅持到底，並發誓說：“只要我吾爾開希有一口氣，就要堅守廣場。我與廣場共存亡……”突然，他的聲音中斷了，我猜想可能又是心肌炎犯了。他經常在公眾場合犯病，講著講著便突然語塞，手捂胸口作快要暈倒狀，於是馬上有人攙扶他，踉踉蹌蹌地被扶上擔架抬走。果然，十幾分鐘後，吾爾開希躺在擔架上，被抬到我們的絕食棚的東側。劉燕來到絕食棚中，貼在我耳邊說：“開希來廣場，本想在危險的時刻肩負起領導學運的重任，可是他絕食後身體一直不好，又犯病了。他讓我來叫你和德健，他有話跟你們說。”我說：“劉燕，你我都知道開希的犯病是怎麼回事，我也知道他想說什麼。現在我沒什麼要說的。開希病了，你快找人帶他去醫院吧。”大約過了半個小時，吾爾開希被抬上一輛救護車，離開了廣場。此時，離開戒嚴部隊進入廣場還有兩個小時左右。
　　這時，廣場上靠近天安門的西南側的長安街上，有坦克和軍車被點燃，火光映紅了大半個天安門，不斷地聽到一陣陣槍聲，戒嚴部隊的“緊急通告”仍然在一遍遍地播放，廣場上的人越來越少。淩晨兩點多鐘，幾個糾察隊員拿來了飲料、麵包、蘋果、香腸、油餅等食品，勸我們吃一點兒。顯然，今晚的清場確定無疑，再絕食已毫無意義。高新、周舵和侯德健都吃了些東西，我沒吃。不是因為要繼續絕食，而是吃不下，沒心情吃。但是，我們四人並沒有商量一下究竟怎麼辦。有幾個學生勸我們儘快撤走，他們的理由是：你們四個人不是學生，而是被官方指責為“黑手”式的人物，一旦被抓住，肯定倒楣。而且，紀念碑肯定是清場的主要目標，絕食棚裡太危險。我說：“來了就要堅持到底。要撤也只能與學生一起走。”
　　淩晨兩點半左右。邵江全身顫抖地找到周舵，向他們詳細敍述了廣場外發生的令人恐懼的場面。他說：“周老師，你們想像不出有多可怕。求求你們想想辦法，救救廣場上的學生們。現在，只有你們四位老師能做到。”邵江邊說邊流淚。時至今日，我們四人仍然感謝邵江，是他的請求打動了我們，之後才有組織學生撤離廣場的行動。從這個意義上講，“六四”那天晚上的天安門廣場的倖存者都應該感謝他。同時，一名醫生也找到了侯德健，建議由我們組織學生撤出廣場。
　　邵江的親身經歷和懇求使周舵感到了局勢的危機，全副武裝的軍隊進入廣場所可能造成的流血，使周舵下決心組織留在廣場上的人和平撤離。周舵知道我易激動、脾氣倔，難以被說服。所以他先找到高新和德健，說服他倆同意組織和平撤離。他倆被說服後，他們三人一起來說服我。開始，我堅決反對。我有些結巴地說：“都什麼時候了，還要撤？撤得成嗎？”我還陳述了不撤的三個理由：一、廣場已經被戒嚴部隊死死圍住，根本無路可撤。撤離並不能減少危險，還不如留下來等待戒嚴部隊清場。二、那些害怕的人早走了，現在留在廣場上的人都是準備以死相拼的人，要說服他們主動撤離廣場極為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三、我們四人不是學生領袖，更不是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的成員，由我們四人提出撤離、組織撤離，既不名正言順，又要被指責為懦夫。要組織撤離也應該由廣場指揮部出面。他們三個人都反對我的主張，認為無論如何要以數千人的生命為重，有一線希望就要做一百倍的努力，即使承擔懦夫的惡名也要組織撤離。
　　儘管他們沒有完全說服我，但我覺得他們說得有一定道理。更重要的是，絕食是我們四個人的集體行為，不管我贊成與否，都應該尊重他們三個人的意見，少數服從多數。所以我同意撤離。 接下來是商量怎樣才能使和平撤離成功，怎樣做最安全最有實效。十幾分鐘後，我們四人就統一了看法：一方面派人找戒嚴部隊談判，讓他們為撤離開出一條通道，可能的話，讓他們延遲清場的時間。另一方面，動員廣場上的堅守者交出他們手中的槍、棍棒、刀、酒瓶和自製燃燒彈等可能導致暴力對抗的武器，說服學生和市民撤離廣場。正在商量時，“學運之聲”廣播站傳出柴玲的聲音：“……現在，已經到了最嚴峻的時刻。願意離開廣場的人可以離開，不願意離開的人就和我們一起留下來，堅持到最後，用生命保衛廣場，保衛這次民主運動。”聽到柴玲的話，我感到組織撤離必須要說服廣場指揮部，如果他們不配合，撤離是不可能的。我們商量決定去廣場指揮部。
　　我們四人到了廣場指揮部，向柴玲、李祿、封從德說明了來意。他們同意撤離，但不同意和我們一起去找戒嚴部隊談判。我們只能自己去。我們通過“學運之聲”廣播站向全體堅守天安門廣場的人和戒嚴部隊發出和平呼籲，希望馬上進行談判。幸運的是，我獲得自由回到北京後，得到一盤當時的現場錄音帶，上面記錄了當時的情況。
　　錄音者：廣場指揮部發佈最後一道命令，讓同學們全部聚集到紀念碑上，全部聚集到紀念碑上。
　　學運之聲主持人：同學們不要放鞭炮了，不要放鞭炮了。不要製造混亂，不要制造混亂。
　　柴玲：工人可以撤下、市民可以撤下。同學們絕不撤下。同學們不要再留市民，不要再留市民。
　　學運之聲主持人：同學們迅速聚集到紀念碑上。在最後一刻，我們將作為人民英雄永垂於中華民族的歷史上。
　　柴玲：願意撤離的同學，你們可以去發動，有組織的有秩序地往一個方向撤離。不願意撤離的同學，你們可以繼續堅守廣場。不願意撤離的同學，可以堅守廣場。
　　(錄音帶插話：這是天安門廣場指揮部)。
　　香港人：我們的任務是艱巨的。我們的敵人不是軍隊，而是我們政府。我希望大家要謹慎(錄音者插話：這是香港同學在講話)。我們香港同學謝謝你們。一起守護著天安門，一直到勝利，我們香港同學支持你們。
　　柴玲：(保衛天安門)廣場統一指揮部發佈第五號最嚴厲的命令：請所有的手中有棍棒、瓶子、磚頭、甚至燃燒彈的同學立即放下這些徒有虛名的武器。你們知道嗎？在西長安街上，已經是屍體遍地，血流成河，被殺的、被打的都是那些投擲東西的人。你可以、你可以扔東西，作為你個人，而你想到(沒有)只要你一扔，所有的同學都要犧牲。
　　周舵：呼籲你們立即派代表到天安門廣場到紀念碑上，到我們的營地來舉行談判。我們負責說服全體同學立即撤離廣場。請你們立即派代表來舉行和平談判，我們負責動員全體同學撤離廣場，以避免大規模的流血。請迅速傳達我們這個緊急呼籲，由我們四個人去和你們談判也完全可以。
　　劉曉波：我呼籲你們馬上派代表到紀念碑上進行談判。必要的話，我們四人可以前往軍營，前往戒嚴部隊指揮部進行談判，進行談判，謝謝！(錄音者插話：剛才是劉曉波代表絕食的四個人侯德健、周舵、高新來就談判的形勢講話)。
　　學運之聲主持人：廣大的市民們，同學們，下面請一位市民的見證人給大家講幾句話。
　　一位市民：廣大市民們，我作為一個北京市民向廣大市民講幾句話。我向廣大市民呼籲。剛才我從永定門來到天安門廣場，從這條街來講哇，已經死亡了十幾個人。我作為一個辛存者，手已經割傷了。希望廣大市民們放下手中的東西，在街上靜坐。我估計、我認為吧，士兵們也不會向廣大市民開槍。不要再有過激的行動。謝謝！
　　上面的錄音基本上能夠反映出當時廣場上的人的情緒。我們四人還呼籲大學生馬上行動起來，各學校組織好隊伍，市民可以插在各學校的隊伍中，準備撤離。如果談判成功，廣場上的人就可以馬上撤離。但是，從內心深處講，我感到和平撤離的希望不大，因為我們四人還沒有完全說服廣場指揮部的人。“學運之聲”的基調不是撤離，而是堅守。在我們呼籲時，不斷有人罵我們是懦夫、膽小鬼。
　　在派誰去談判的問題上，我們四人爭執起來。我提出：“絕食由我發起，我必須去。另外，德健一定要去。他知名度高，安全係數大。”他們三人堅決不同意我去，主張讓周舵去。因為周舵的長相和為人都比較平和。處理問題比我冷靜、理性，而我去則容易激化事態。最後是周舵說服了我。他說：“曉波，我們四人中，你和德健的知名度最高，而你在青年大學生中的威望更高，我和德健去談判，可以增加安全感和成功率。你留下來和高新一起勸學生，效果肯定比我留下來好。”就這樣，周舵和德健去談判，我和高新留在紀念碑上勸學生。
　　周舵和德健穿上醫務人員的白色衣服，在兩名醫生的陪伴下，打著一面紅十字會的旗向天安門方向的戒嚴部隊走去。望著他倆一階階走下紀念碑的背影，我的心一陣陣揪痛，我不知道他倆這一去能否活著或完整地回來，戒嚴部隊的槍口是無情的。如果他倆遭到不幸，我就會背一輩子負疚的十字架。因為是我把他倆帶入危險之中，沒有我的發起絕食，他倆無論如何不會置身於這麼危險的情境之中。我突然後悔發起這次絕食，更後悔不該讓周舵去談判。“萬一、萬一、萬一……”我在心中反復重複著這個詞，呆呆地站了好長時間，直到他倆的背影消逝。
　　淚水已經浸滿了我的雙眼。能夠減少他倆危險的和能夠緩解廣場上的緊張氣氛的唯一行動，就是盡全力說服留下來的學生和市民。我和高新拎著手提式擴音機，在幾名糾察隊員的保護下圍著紀念碑轉，聲淚俱下地說服學生和市民交出手中的“武器”，按校組織起來，準備撤離。我沒想到，說服的效果很好。學生們紛紛把手中的“武器”放到一起，集中在紀念碑的最上層，再由幾名糾察隊員將這些“武器”送到安全的地方。但是，在我和高新說服學生時，人群中也不時地傳出“不撤！”“我不怕死！”“懦夫！”“學賊！”的叫喊。還有人哭著嚷我“混蛋”。
　　學生們手中的“武器”收得差不多了，但市民手中的“武器”繳上來的不多。兩個學生急匆匆地找到我，對我說：“那邊有兩個人架一挺機槍，準備和戒嚴部隊拼命，誰也勸不動他們，誰靠近機槍，他們就要誰的命。劉老師，只有你去勸了。”我跟著兩個學生來到紀念碑上最上層的西南角。果然見兩個市民模樣的人，分坐在一挺重機槍的兩邊，機槍上蒙著一副棉被，槍口和槍把露在外面。他倆每人手拿一根鐵棍，交叉著放在槍上。我向他倆走去，大約離他們兩米左右，兩人同時舉起鐵棍，向我喝道：“你再靠近一步，我們就叫你腦袋開花。”我停住，對他們說：“我是北師大的教師劉曉波。”他們一聽到我的名字，便放下鐵棍站起來，其中的一個說：“劉先生，我們正想跟你談談。”另一個人沖上來，一把抱住我，邊哭邊說：“劉先生，你們沒看見，在廣場外面，他們殺了多少人。這群野獸，我們跟他們拼了，打死一個夠本，打死兩個就撈一個。劉先生，你能帶頭和他們幹到底嗎？反正我們是豁出去了。”
　　我說：“你們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們想過沒有，這槍一響，天安門廣場將血流成河。你們拼了命能打死幾個戒嚴部隊的人，而廣場上是數千人的生命。要報仇，這也不是時候。再說，這次運動一直採取和平的方式，面對殘暴的政府，我們最有力的武器和自衛方法，只能是和平。就算紀念碑上再有幾把槍，也擋不住坦克和全副武裝的軍人。”
　　他倆說：“和平，還他媽的哪來的和平。他們已經殺人了，不要和平了。我們為什麼還守著和平挨打。劉先生，我們應該好好談談。”
　　我說：“沒時間談了。要嘛你倆打死我，要嘛你倆把槍撤下來。”我說著痛哭失聲，跪在他倆面前說：“求求你們，為了廣場上數千個年輕的生命，為了你們自己，我求你們把槍撤下來。”他倆一起跪下抱住我，失聲痛哭，答應了我的請求。我永遠感謝這兩位我既不知道姓名也記不住面容的市民，他倆也為和平撤離立了功。但是，他倆的命運比我悲慘，也許現在還在獄中。我知道他倆肯定是作為暴徒處理的。一九九一年一月份開庭審判我時，法庭宣讀過他倆關於如何交出機槍的全過程的供詞。他倆的供詞對減輕我的處罰非常有利。我今天的自由確實是用許多人的苦難換來的。我衷心地祈禱他倆能早日獲釋。
　　他倆交出槍後，我和幾個糾察隊員把槍抬到位於紀念碑東南角的廣場指揮部，把槍交給了李祿，叮囑他一定儘快處理。李祿開始想把槍藏在一頂帳篷下面，我堅決反對。李祿只好叫來幾個學生，把槍扔到紀念堂附近的樹叢中。
　　我要過封從德手中的話筒，動員學生和市民準備撤離。正講話時，一個市民模樣的人大喊著“學賊”沖過來，舉起手中的鐵棒向我砸下來。多虧身邊的糾察隊員用身體保護了我，鐵棒落在一個糾察隊員的肩上，幾個學生一湧而上，死死地抓住那個人。那人哭著高聲說：“你們撤了，我們怎麼辦？你們都是有身分、有名望的人，我們呢？要是被抓住，最慘的就是我們。反正好不了，還不如拼命。”儘管那人對我發洩著怨恨，但我還是能夠理解他的心情。進秦城監獄後就更理解他當時的情緒。在處罰參與“八九抗議運動”的人時，學生從輕、知識分子從輕，市民從重，大多數被處罰的市民都是作為暴徒。提審的公安人員在勸我悔罪時也說：“你是有文化的人，和那些暴徒不一樣。”在“八九抗議運動”中，最悲慘的是北京市民。“六四”血案中的死傷者大多數是市民，因此而被槍斃、被判重刑的大多數還是市民。王軍濤和陳子明被判十三年，得到了世界和國人的關注，而那些被作為暴徒判重刑的市民則默默無聞。更令人痛心的是，參加此次運動的北京市民大都動機很純正，毫無個人功利的考慮，而我們這些有名有姓的知識分子則滿肚子花花腸，疑慮重重，私心很重。與市民們的單純和勇敢相比，知識界顯得混濁而怯懦，但他們卻得到了國際聲譽和大量的資助，還一個個地自視為英雄。
　　我正在繼續動員學生和市民準備撤離時，又有一個學生來叫我，說紀念碑北面有一個人拿著一把半自動步槍。我馬上趕到，在兩名糾察隊員的幫助下奪下了那把槍。我一時不知道往哪扔，交給別人又不放心。靈機一動：“砸掉槍”，我高高舉起槍，在紀念碑的石欄上使勁摔，邊摔便喊：“我正在砸槍，想以此來證明我們的和平的非暴力的宗旨，也證明政府的暴力鎮壓是法西斯行為。”槍很結實，震得我虎口和雙臂發麻，連續摔了不知多少下，槍才彎曲。這時，兩名糾察隊員從我手中接過槍繼續摔，直到摔碎。在我摔槍時，我的正面有一個外國記者拍照，刺眼的白光照亮了紀念碑，我感到自己的成熟和力量。
　　摔完槍，幾個同學又抬上來一箱自製燃燒彈問我怎麼辦。我說：“馬上銷毀，千萬不能落在激進的同學和戒嚴部隊手中。”正忙著，侯德健和周舵談判歸來。他倆說：“戒嚴部隊同意我們和平撤離，讓出廣場的東南角。”我們四人馬上去廣場指揮部向大家宣佈談判結果，並作最後的呼籲。下面的情況也是根據現場的錄音整理的。
　　錄音人：現在時間是六月四日淩晨四點，現在廣場上的華燈全部關閉，只有長安街上的華燈依然亮著。
　　侯德健：我是侯德健，我們剛剛到了紀念碑的北側，天安門前面的部隊裡面，我們找到了部隊的領導同志。我們希望不要再流血。他的番號是多少？團政委叫季興國，五一零四部隊。團政委和我們接觸了之後，他請示了戒嚴總指揮部，同意全場的所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們全部撤出天安門廣場。剛才是周老師和我一起去的，請周老師也說幾句。
　　周舵：同學們，我們現在少流一滴血，將來我們的民主、我們民主化進程就多一分希望。我們在座的、在天安門廣場的全體同學、全體市民都是我們民族的精英。
　　侯德健：請大家安靜。
　　周舵：沒關係。
　　錄音者：在侯德健講話的時候有兩輛裝甲車從歷史博物館由南向北開來。
　　周舵：我們已經答應戒嚴部隊回來盡力說服同學們儘快撤離廣場。我們建議現在以各學校為單位，馬上組織撤離工作。我們有秩序、安靜的從南面撤離。現在是從我們自身開始民主建設的時候了，少數要服從多數。
　　廣場上的嘈雜聲、掌聲，有人高喊：“不撤！不撤！”
　　錄音者：很多人對撤離廣場還有爭議。
　　劉曉波：我叫劉曉波。同學們，現在我們堅持的一貫原則是和平的非暴力，我們希望用最少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民主、最大的民主。現在再多流一滴血都是對中華民族的犯罪。剛才，侯德健、周舵已經向大家談了，他們和戒嚴部隊的談判所達成的協議與承諾。現在我們想爭取民主，就象周舵老師所說的那樣必須從我們每一個人自身開始。少數服從多數，少數服從多數，這是最民主的原則，這是最民主的原則。希望、希望過激的市民們，你們能夠冷靜下來，你們冷靜下來。這次學生運動離不開你們的支持、你們的參與。你們今天留在廣場，證明了你們的勇敢、你們的信心。我希望你們冷靜下來。你們已經為學生作出了巨大的犧牲，你們再犧牲我們於心不忍。你們能夠保存下來就是對中國民主最大貢獻。市民同志們，希望你們冷靜下來，在天安門廣場的這最後的關鍵性時刻，能夠作一件具體的民主事情，少數服從多數，少數服從多數。最後，我們呼籲，全體市民和學生們，不要再燒垃圾，不要再加強廣場的混亂。現在我們必須有秩序地、安全地、各校組織起來撤離廣場。任何犧牲在現在都是不必要的。特別是市民同志們，我希望你們冷靜、冷靜，少數服從多數。你們今天如果能做到少數服從多數，全體大學生、全首都的公民們、全中國人民會感謝你們，會感謝你們！
　　封從德：大家安靜一下。我們、我們現在把廣場的決定權交給在場的所有同學。但是我們目前已經沒有時間、沒有時間來統計、來統計票數。我們現在就用大家的呼聲來表達我們是留是撤的決定。這一次廣場指揮部。……下面我們將說撤離、或者說、然後說留守。我說撤離的時候，大家就喊……我數三下，我說撤離的時候大家同意撤離的就喊撤離。再數三下，喊留守，同意留守的就喊留守。好，現在準備由這個呼聲來判斷我們是撤還是留。這個表決過後，我們必須少數服從多數。同意撤的喊撤離，一、二、三。
　　廣場上的人群中發出“撤離”的呼喊。
　　封從德：同意堅持的喊堅持，一、二、三。
　　廣場上的人群發出“堅持”的呼喊。
　　封從德：我們認為撤離的聲音更大。現在我們逐步、準備有組織地、把大旗打在前面，逐步有秩序地撤離。外校的同學和市民、工人、市民糾察隊和工人、市民、外校的同學都同北京的同學一道撤到海澱區去。
　　錄音者：現在一位英國公民，英國路透社的記者正在錄像。
　　廣場上的人齊聲高喊：“法西斯！法西斯！法西斯！”
　　在封從德主持廣場上的人就撤離問題表決時，柴玲趴在我的身上，不住地抽泣。她最後趴在我耳邊說：“劉老師，吾爾開希真是個王八蛋。”
　　廣場上的人秩序很亂，還有些人堅持不撤。一位台灣記者正在採訪侯德健。我對侯德健說：“現在還有些人不願撤，特別是那些過激的市民。我們四人再分工，分頭去勸。”德健說：“好吧。”我說：“你和周舵去紀念碑北邊勸，我和高新留在紀念碑南邊勸。無論如何，我們四人一定要最後一批撤離廣場。”
　　德健和周舵去了紀念碑北面。高新下紀念碑組織學生。紀念碑南面的人已經排好了隊，準備撤離。突然，廣場上的華燈又亮起來，緊接著紀念碑附近響起了一陣密集的槍聲，子彈打在紀念碑上的大喇叭上，發出火花。三輛坦克車從人民大會堂由西向東一直向紀念碑南側駛來。槍聲一陣緊、一陣稀，紀念碑上的喇叭被打啞了。排成隊伍的人群正向廣場的東南角緩緩地移動。學生們不斷地回過頭，沖著坦克高喊：“劊子手！”“法西斯！”
　　在我毫無感覺的情況下，七、八個士兵向空中鳴著槍沖上了紀念碑南側，紀念碑上的人已經沒有了。我站在“學運之聲”廣播站旁邊，想看看柴玲等人是否撤了，我彎下腰，把頭探進帳篷，已經空了。我剛剛直起腰，冰涼的、硬硬的槍口頂住了我的後腰。我的身後響起了略帶焦急的聲音：“你還不快走，沒時間了。”我被槍口猛地推了一下，踉踉蹌蹌地下了紀念碑。由於沒有心理準備，我下到最後一個台階時，差點兒摔倒。多虧我的學生王越紅抱住了我。這時，我看見高新揮舞雙手，高喊道：“大家不要亂，手拉手一起走。”紀念碑南面的三輛坦克離我大概只有二十幾米，坦克上的士兵探出半個身子，頭戴鋼盔，手裡拿著槍不斷擺動，示意讓學生快走。坦克前面排成一隊的士兵，他們揮著槍向學生們步步逼近，有的士兵高喊：“快！快點兒！”
　　不知為什麼，我呆呆地站在原地，看著撤離的學生和用槍逼學生們快走的士兵。有的學生還往士兵這邊吐吐沫。當三個士兵端著槍向我吆喝時，我才意識到必須走了。這時，中國人民大學的于碩跑過來，拉起我的手說：“還不快走。”我剛剛走了幾步，猛地想起我的手提包忘在了絕食棚中，那裡面有我的護照和其他證件，還有兩本記錄朋友們的電話和地址的本子。我轉過身，飛快地走上紀念碑，剛上到一半，紀念碑上的一個士兵居高臨下把槍口對準我說：“下去！”我說：“我的護照忘在絕食棚中，請你允許我上去取。”士兵嚴厲地說：“都什麼時候了，還要什麼護照。下去，再往前走我就不客氣了。”面對槍口，我感到涼氣襲心，本能地向下退。我的學生王越紅和于碩又要上去和士兵交涉。那士兵大吼一聲：“不要命了。”我趕緊拉住王越紅和于碩。下了紀念碑，我勸她倆先走，我要去紀念碑北側找德健和周舵。我已經看見高新跟著撤離的隊伍走了。于碩走了，王越紅死活不肯走，一定要留下來跟我在一起。
　　我和王越紅沒有跟向東南角撤的隊伍走，而是逆著撤離的人群向紀念碑南側走。當我倆走到紀念碑的東北角時，最後一批從紀念碑北側撤離的學生打著旗迎面而來。圍著紀念碑的鐵柵欄和松樹牆全部被踩倒，有的人也隨之倒下。在紛亂的人群中，我一眼看見了侯德健，兩個學生攙扶著他。我拉著王越紅奔了過去。由於饑餓、由於疲勞和緊張，德健休克了。我和王越紅代替了攙著德健的兩個學生，因為其中的一個學生的腳已經負傷，連自己走路都非常困難。我和王越洪攙著失去知覺的德健，想儘快撤出廣場。但是，通向紀念碑東南角的所有空地都被戒嚴部隊封死了。士兵們端著槍，把企圖向東南角走的人趕回來。我和王越紅只好扶著德健，跟著留在廣場上的一百多個人向歷史博物館前的紅十字救護站走去。
　　到了歷史博物館前，看見許多人躺在擔架上，他們都受了傷，最重的腹部中了二顆子彈。我向醫生們講了德健的情況。醫生馬上把德健安置在一個擔架上，用毛毯蓋住了德健。在歷史博物館前大概能有二、三百人左右，所有的人都或坐或蹲在地上，只有兩個中年的醫生在和戒嚴部隊的軍官進行交涉。一有人站起來，醫生就用手勢示意讓他坐下。醫生還勸學生們不要喊口號。我半蹲在人群中，儘量使視線不被其他人擋住。但我很擔心，不知道周舵和高新是否安全撤離，中途會不會出事。更不知道我們這些仍然留在廣場上的人將是怎樣的命運。
　　天完全亮了，一片狼籍的天安門廣場上，除了戒嚴部隊的坦克、裝甲車和士兵之外，已經沒有其他的人了。士兵們用刺刀挑起各種廢棄物堆起來燒掉，廣場的上空彌漫著煙霧，一些自行車也被投入火堆。紀念碑上和紀念碑的四周站滿了全副武裝的士兵，幾個肩扛錄像機的軍人錄下廣場四周和紀念碑的情況。有一個站在紀念碑最上層的士兵打著“V”形手勢。一輛坦克由北向南開來，碾過已成碎塊的自由女神像，向紀念碑的臺階上沖去，鋼鐵的履帶砸在石階上，發出巨大的聲響。一個軍官沖著坦克喊了幾句，坦克退下了紀念碑石階。
　　我們這些聚集在紅十字救護站的人被團團圍住，一共三層包圍線。第一層是手持棍棒、沒戴帽子和領章、穿著綠軍裝的士兵，這些人表情呆滯，有些人低著頭，有些人側著頭，似乎不敢正視我們。第二層是戴著透明面罩的防暴部隊，第三層是荷槍實彈的士兵。被包圍在中間的人，都盯著正在和軍官交涉的兩位中年醫生，誰也不說話，再也沒有人企圖反抗了，只能等待戒嚴部隊的安排。
　　我點燃一支煙，狠狠地吸了幾口。內心的恐懼使我無法平靜。剛才，在組織廣場的人撤離時，從未多想過。即使在槍聲之後也沒有恐懼，一心只想著怎樣使學生和市民儘快離開廣場。但是現在，天亮了，槍聲停了，面對那些面容無表情的士兵，我忽然感到恐懼，即對未來的命運，也對剛剛在紀念碑上的滯留感到恐懼。萬一有顆子彈打中自己，不就玩完了嗎？如果被打死又是為了什麼呢？現在，如果醫生和部隊的交涉失敗，我們這些人肯定要作為反革命暴徒被押走，等待我們的不是死亡就是監獄。還不如跟著那些學生們一起撤走。
　　正在胡思亂想，一位醫生讓大家站起來，四人一排，向廣場的東南角走。剛走出二十多米，前面忽然響起了一陣激烈的槍聲。隊伍立即停止前進，所有的人都蹲在地上。這場槍戰持續了十分鐘左右，是居民樓中的人在和北京公安局門前的戒嚴部隊相互對射，能清楚地聽到玻璃的破碎聲。
　　槍聲停止後，我們又在原地待了一會兒，才繼續向東南角走。我們的兩邊是近在咫尺的士兵。我的上身只穿一件半截袖的青白色襯衣，感到從頭到腳的冷，禁不住顫抖。我身邊的王越紅問：“劉老師，你在發抖？是不是病了？”我沒有回答她，繼續朝前走。我們這最後一批撤離廣場的人，一邁出戒嚴部隊的包圍圈，上了前門東大街，就開始喊口號，唱國際歌。路過北京市公安局前，許多人含著淚沖著戒嚴部隊喊：“劊子手！法西斯！血債要用血來還！”一個頭纏白紗布的醫生大聲說：“你們這群野獸，連我們醫生都打呀！”馬路的南側，擠滿了圍觀的市民，有青年人、老人、有婦女和孩子，他們哭著說：“你們沒失敗，你們是好樣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還有人舉起雙手，打出象徵勝利的“V”型手勢。激憤、嘶啞的口號聲、《國際歌》聲和沉痛、揪心、絕望的歎聲混合在一起，給人以一種失敗的悲壯感。□

[shologon]

这两天天朝网络一片和谐

[麻州獵鹿人]

在youtube上不小心找到的

需要用謊言去打擊說謊言的敵人嗎?
難到事實還不夠有力嗎?
如果我們用謊言去打擊說謊的敵人, 那只是滿足了我們一時泄恨的需要,
而這是很危險的事情, 因為你的謊言可能首先被揭穿,
那麼之後你再也沒有能力去打擊敵人!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SR9zgY1QgU